多數群臣以“太皇太后萬歲”、“皇帝萬歲”的歡呼聲，表達了對司馬光的支援。
這是司馬光“革故鼎新”策略的巧妙運用，他舉起繼承神宗皇帝趙頊大志初衷的旗幟，不點名地抨擊了王安石的“變法”，解脫了朝廷百官，贏得了人們的好感，爭取了人心。
這也是司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動員，他供奉太皇太后為主帥，用堅定不移的氣概鼓舞支持者，主宰著朝政的進展。
崇政殿的這次午朝，給了司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權力，如同十七年前王安石凌駕於二府、三司一樣，左相、右相靠邊了，當年群臣“以介甫馬頭是瞻”的情狀，今日變成了群臣“以君實馬頭是瞻”。歷史轉了一個圈子，時代的角色換了地位。
章惇開始了悄悄的思索，對司馬光的“宣言書”提出了懷疑：否定“變法”也是繼承神宗皇帝的“大志初衷”嗎？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別無所圖嗎？“新法便民益國者，存之”，空洞的高調，騙人的伎倆！這樣的“革故鼎新”不就是“舊制還魂”嗎？章惇悄悄的思索變成了悄悄的串連，一股反對司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地集結，蔡確、張璪、韓縝和京東轉運使吳居厚都向章惇靠攏了
司馬光有著把握政治風雲的敏感，而且諸通官吏與政情的血肉關係。“崇政殿午朝”之後，他便對朝廷現實的力量對比作了精細的分析，並從王安石“變法”興衰過程中吸取了切實的教訓：介甫之失，不唯失之於操術過急，亦失之於用人不當，任何完美無缺的方略，離開德才兼備的官吏，都是一紙空文。他本是“腳踏實地”之人，又知審官院多年，有著豐富的知人用人經驗。為了推進“革故鼎新”，也為了改變自己在朝廷中“忌者甚眾，置身其間，如黃葉在裂風中”的艱危處境，便借呂公著由揚州入京奏事，太皇太后徵詢意見之機，按照自己的“吏治觀”，把一份“任賢任能”的名單上呈於太皇太后：
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摯公忠剛正，始終不變；趙彥
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傅堯俞清立安恬，滯淹歲久；範純仁臨事明敏，
不畏強禦；唐淑問行己有恥，難進易退；範祖離溫良端厚，修身無缺。此
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徐如呂大
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巖叟、晏知
止、範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為眾所推，
伏望陛下記其名姓，各隨器能，臨時任使。至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
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舉所知，庶幾可以參考異同，
無所遺逸
司馬光所薦舉的這二十五人，多為王安石“變法”中的被貶逐者，其個人才智，皆為當時俊彥。太皇太后納司馬光所薦，召被貶逐者入京，委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委範純禮（范仲淹第三子）為吏部郎中，委孫覺為侍講，委朱光庭為左正言，委王巖叟為監察御史。其餘皆暫居諫院、御史臺。
這些被貶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變了朝廷裡的力量對比。這是一群受過委屈、受過苦難的受迫害者，積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趙頊死了，王安石、呂惠卿、曾布、呂嘉問離開朝廷了，他們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對頭，便把幾年、十幾年來憋在心中的怨氣向現時居於官位的人們撒去。他們蔑視一切權威，蔑視“變法”十七年來的一切，也蔑視司馬光苦心詣意的籌劃。王巖叟聲稱“青苗實國民之本，須盡罷去”，朱光庭叫喊“均輸富商害國，當盡罷廢”，晏知止認為“王安石餘孽皆貪黷之人，除惡務盡”，梁燾竟然使氣：“三省六部官員，皆當貶逐”。黨同伐異之聲勢甚於十七年前王安石“變法”時的朝臣大換班。這種震盪朝廷的風雨雷電，壯大著司馬光的聲勢，也把一些心存不滿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確、張璪、韓縝、吳居厚一邊，朝廷裡的一場新的紛爭在醞釀著。
但司馬光沒有被支持者的狂熱所迷惑，也沒有受朋友們的狹腸報復所左右，冷靜地完善著他“革故鼎新”的籌劃。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免行法，實際上已名存實亡，在許多地區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廣大農村，一時難以弄清真實情況，即使在王安石執政時期，這些新法的成敗利鈍，也是一本說不清的糊塗帳，短時期內難見“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將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產物，也是府縣政權的根本，迅速罷廢，則震動全盤；罷廢遲緩，則政令難通。他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