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目前
的關注點：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
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疑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有些基本信念，比
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弱勢文化”中的作
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假如把《人在歐洲》的多數篇什概略地分類，不外乎有這麼幾種。一，談社會，
如《清道夫的秩序》 、 《番薯》、《斜坡》、《思想欄杆》等。二，談人生，如
《給我一箇中國娃娃》、《燒死一隻大螃蟹》、《阿敏》等。三，談文學，如《詩
人拎起皮箱》、《視大獎·必藐之》等。換一個角度，從關懷面的寬泛和集中，還
可以劃分：談國際問題，如《德國，在歷史的網中》、《醜陋的美國人》、《慈善
的武器工廠》等；談臺灣問題，如《臺灣素描》、《臺北遊記》等。實際上，二者
融為一體，她議國際問題，總是把臺灣作為參照物件，議臺灣問題，無不置之於國
際環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貫之的，是力倡開闊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觀：在彼
此息息相關的世界裡，把人的價值擺在首位，從心靈的層面上真正地尊重人、關愛
人。
在龍應臺寫《野火集》的時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調侃她：“你的職業不是
教授、作家，而是中國。”對本土問題狂熱的關切，到了《人在歐洲》，轉換成了
對於民族主義與世界公民關係的探尋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視野、胸襟等），
也獲得匡正和彌補。
當然，她並沒有、也不可能放棄對臺灣的關切，但立足點更高了，視野更寬了；
臺灣已經從貧窮進入富裕，但要從依賴變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兩眼逼視現
實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線，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個‘人’，
也不可能做個有意義的中國人。在開發與未開發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
觀的寬還是窄，大還是小。”
“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
看來時路，臺灣隱隱在路的起點。”龍應臺的這段心路，雖然打上了個人切身經歷
的印記，但它對於華人作家扮演的歷史角色的省思和啟迪是相當典型的。“這一個”
龍應臺。
龍應臺遭受的諸多詬責，“別有用心”和“譁眾取寵”是其中主要的兩項。
對於“別有用心”的罪名，龍應臺坦然應承。她直言不諱：“不錯，我是‘別
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
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
這類責難是那樣的氣勢洶洶，連篇累牘，龍應臺不得已也針鋒相對地堅決回應。
她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的一場公開演講中，剖明瞭自己所從事的社會批
評的特點和價值：“至於社會批評，我們的社會常常只說好不說壞，只褒而不貶，
這種態度從好的方面說是‘隱惡揚善’，但真實說來是‘粉飾太平’而已，更不客
氣地說則是‘自欺欺人’”。“一個有自尊的民族就應該人人有批評的勇氣，才能
使社會進步。而且社會批評無所謂專家，無論市井小民或販夫走卒只要肯於主動地
對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態度去表達、去批評，都是社會批評家。”“如果社會大眾，
都有自決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觀的批評，社會自然能夠日新永進了。”龍應臺的結
論是“讓我們大家一起來批評！”
承續中國知識分子“感時憂民”的傳統，龍應臺把一己投入社會變革的大潮中
去。她極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過我森森的學院門牆，一而再、再而三地寫這
些‘瑣事’，是因為對我而言，臺灣的環境——自然環境、生活環境、道德環境—
—已經惡劣到了一個生死的關頭。我，沒有辦法去繼續做一個冷眼旁觀的高階知識
分子。”這不由使我們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