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字：“從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
巴哈居住於此。他的兩個孩子在此屋誕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見一棟黃色的建築，是威瑪圖書館，牆上的牌子說：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間，歌德在此任圖書館館長。”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鐘的腳程之外。他的馬車停在車庫裡，車庫樓上，是他寫
作的書房，他的筆還擱在書桌上；他的床，還鋪著他睡過的床褥。
踩著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還有他彈過
的鋼琴。
最後，還進了席勒的屋子，看見他的書桌，靠書桌邊，擺著一張床，是他臨終
的床。
威瑪的歷史光輝，使人完全忘了有東德這麼回事，直到這個席勒書房的解說員
開始聊起自己來。
“對我來說，統一不但沒帶來好處，還讓我遭了殃。”
這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衣襟上彆著名牌，“保利”。我們站在席勒的書架
前。
“我有個嚴重智障的兒子，今年三十四歲了。三十幾年來，我撫養他，幫他穿
衣、繫鞋帶、喂他吃飯、幫他洗澡在社會主義的東德，國家還算照顧我，有特
別的津貼，工廠還有手工品讓我在家裡做，因為我不能離開兒子一步。”
幾個瀏覽的客人走近來，保利停了一下。
“現在統一了，工廠倒閉了，我失業了，要申請什麼補助得跑好多個機構；我
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請什麼，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觀念也是新的，我覺得糊塗極了。
不得已，只好把兒子送去智障輔導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麼辦呢？我自己朝不保
夕”
“您在這裡不是個工作嗎？”
“這是臨時僱員，大概下個月又得失業了。老實說，統一的‘自由’對我一點
意義都沒有。以前是沒有旅行的自由，現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沒有錢旅行，這樣的
自由有什麼用？西德我還從來沒去過——我另一個兒子是獸醫，他也失業，他去過
西德，又回來了”
“為什麼不在西德找工作？”
保利不屑地搖搖頭：“他不肯。他和我想法一樣，西德是個人吃人的世界，每
個人都想出人頭地，把別人踩在腳下，那是一個沒有感情、只講功利的社會我
們不願意去那裡。”
保利搖搖頭。
在瘋狂中保持清醒
經過四個多月的審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子終於有了結論。一九八九
年二月，圍牆頹倒的半年前，什歲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時被擊倒；克利斯當場死
亡，高定足踝踩中槍。
被告的四個年輕計程車兵，兩個被判無罪，因為他們只是口頭髮出命令：“射！”
用槍射擊高定腳部計程車兵判了兩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釋；最重的，是開槍射殺克利
斯計程車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
法官對被告解釋他的判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
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
有“良知”這個東西。當法律和良知衝突的時候，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不是法
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親說：“對，我滿意了。殺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審案期間，
許多東德人寫信給這個母親：“你就饒了那年輕計程車兵吧！他有小孩，還有前途，
死者也不能復生”克利斯的母親說：“他有小孩，還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
來也會有小孩、有前途的，誰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親滿意了，不滿意的人卻很多。法官的判決，並沒有回答任何基本問
題：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嗎？法官援引當年納粹的審判，說是個人良知必
須超越國法軍令，可是，在戰後的審判中，也有法庭認為不能以今天的標準問罪昨
天的標準。東德的守衛當年是在捍衛圍牆，“保國衛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國者。
誰都知道，狙擊到逃亡者計程車兵會受部隊長官表揚、會得獎金、假期、升遷機會
他所捍衛的國家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