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說他是殺人兇手、懲治他，不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
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強加在東德人民的頭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誰真正有罪？把槍拿在手裡直接開火的人被懲罰了，那
麼那發號施令的連長呢？統籌作業的將軍呢？下達格殺令的總理呢？當年負責築牆、
把人民當囚犯的政治首領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會被東德的法庭判三年
以上的徒刑。在圍牆建起之後，有兩萬三千人因試圖逃亡而坐牢，這當然也是不義
的迫害。所以，該從哪裡開始懲罰和報復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辯護無力的律師？
開判決書的法官？監獄的獄長？牢房的守衛？極權統治是一個密密麻麻、脈絡繁複
的大網；開槍的守衛只不過是大網中一個極小的環結。
法官也沒有回答，在這個大網之中，個人究竟能為自己負責多少？“尊重生命”，
法官嚴肅的教訓被告，“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你應該早在決定做圍牆士兵
之前就知道，即使東德國法也不能牴觸那最高的良知原則。”士兵怎麼會知道呢？
他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成長的？他的幼稚園老師、中學教官、部隊長官，曾經教過
他“良知超越法律”嗎？在他的社會教育過程，電視上的新聞主播、報紙上的社論
專欄、國慶日和勞動節的演講者，可曾告訴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準則”？
法官所倚賴的，是一個非常高的道德標準：他要求個人在一個瘋狂的社會里保
持清醒。他自己或許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謂社會主義的面具，逃亡到西方。
幾年之後，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卻被捕下獄。或許因為親身受過圍牆的迫
害，法官對士兵下了較嚴的判決。但是他同時不可能不知道，要求無形的道德超越
有形的法律，他就踩進了哲學和法學的沼澤區——究竟有沒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
的道德原則？舍法律而講道德是不是等於給自由心症開了後門？法律，並不能涵蓋
所有的正義；相反的，有許多時候法律，因為它有形而缺少彈性，反而阻礙了正義
的伸張。我們知道以法律來規制正義，其實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折衷之計，可是，以
無形的，往往模稜兩可的“良知”來決定正義的話，危險是不是更大？
緊接著這一場官司的落幕，下一場審判又開庭了。時間往前推。一九八四年，
兩名士兵射殺了一個名叫米夏的年輕人；在圍牆的腳下，他流血過多而死。
這一場，短短几天就有了結果。另一位法官，認為被告有罪，因為他們做了違
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輕，十六個月，而且緩刑。判得輕的緣故？女
法官說，因為被告在一個極權社會中成長，沒有學習到以良知判別是非的能力；而
且，法官說，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隨俗能夠抵抗大環境的只是少數的英雄，
我們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滿意這個判決嗎？
被殺的米夏的父親搖頭，他說：
“這叫什麼正義？”
三百與三十萬
這兩天，全德國街頭巷尾都響著一個話題：星期天晚上被燒死的三個土耳其人，
一個女人，兩個十四歲和十歲的女孩；焦黑的屍體用塑膠布裹著，由消防隊從冒煙
的房子裡抬出來。
訊息傳出之後。大城市裡，人們紛紛匯聚在市中心，沒有組織的，只是不約而
同，每個人手持著一枚燭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遊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慘
案發生處不遠的地方；他趕來小鎮，走在隊伍的前頭。
沉默的隊伍在燭光中顯得悲傷；盤據在每個人心頭的，更沉重的，是對現狀的
震驚和對未來的恐懼、不安。
兩棟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縱火之後，縱火者打電話給消防隊：“木勒街和拉
真街口的房子燒了！希特勒萬歲！”
在過去這幾個月中．幾乎沒有一天寧靜的日子：猶太人的墓園被毀、納粹犧牲
者的紀念碑被推倒、各地難民營被燒。在柏林，幾個剃光頭的年輕人把一個不肯叫
“希特勒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