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面的請求。
那時我和美倫帶著女兒蕙蘭，一家叄口租住在新生南路叄段龍安國小對面的巷子裡，是一幢四樓公寓的二樓，收到部令時，正好租約到期，我們決定不再續約；正巧同一辦公室的烏元彥在連雲街的公寓暫時空著，可以讓我們借住兩、叄個禮拜，我和妻小就搬了進去，做好外放的準備，包括零碎東西的採購，從日用品到碗盤都需購置，襯衫西裝也都要訂製，另外抽空接受同仁的歡送，忙得不亦樂乎。機票也訂好，治裝費也領了，一切就緒後，在喜樂中等著啟程。
宋時選傳達“上面”之意
當我們搬進連雲街公寓兩個禮拜後，宋時選表哥突然來訪，一進門就很客氣、委婉地說：“我已經向‘上面’報告了你外放的事，他很高興；但是‘上面’不太放心，認為舊金山的僑界太複雜，最好不要去，繼續留在‘外交部’工作就可以了，不必急著出去，在這裡照樣可以升遷。你條件這麼好，到時候會幫你忙，慢慢做，該升科長時，就可以升科長，在臺北方便多了，比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我負責另外替你們租個公寓安定下來。‘上面’是為你好，雖然你已做了出去準備，還來得及調整；至於‘外交部’方面，你不用擔心，我們找個理由和沈部長說一下就可以了。希望你打消去美國的意念”
聽完宋時選一連串的陳述，我真是大吃一驚，但我只笑笑說：“表哥，這怎麼可能，我都準備妥當。機票買了，可以退，但是我做‘外交官’的主意是不會變的；我只求和平常人一樣就好，我從不期盼有什麼特殊的安排，現在我能正常發展，反而要來阻撓我，這是不對的。我不知道‘上面’在顧慮什麼？如果我連美國都不能去，我以後還能到哪個國家去當‘外交官’？如果我沒有外放的經驗，我又怎麼可能留在外交界？請讓我和一般人一樣，按部就班地做事，這是我最低的要求，也是我最高的期望了。拜託表哥儘快向‘上面’反應，幫忙替我說說話，同意我去上任。”
那段時間，每和宋時選談到父親時，他都以“上面”來稱呼，偶爾會說“經國先生”；但王升和我們談話中，則很自然地說“父親”如何如何，讓我和孝慈聽在耳裡，好受多了。
王升奉命勸退
從大二開始，每隔一段時間王升會邀我和孝慈到他在和平東路的家去吃吃飯，我們叫王升夫人熊慧英女士為“王伯母”，因為我們一直喊王升為“王老伯”。這種稱呼其實不妥，因為他比經國先生還小七歲。有一次他要我和孝慈改口，不要叫他“老伯”，他說父親是他的老師，要我們以“師兄弟”互稱，我們忙說怎麼敢當，後來就一直沒改口，直到今天還是稱他為“老伯”。每次到王升家吃飯等於是打牙祭，都是由王伯母親自下廚。當我和孝慈從美國回臺後，幾乎每年生日，都是在王家過的，除了他外放巴拉圭那八年期間中斷，沒有一年例外。所以每年元宵節前，就會接到追隨王升數十年忠心耿耿的參謀王耀華電話提醒我們前往。
王升幾十年來對我們的用心，很令我們感激，他多少在心理上想分擔一些父親無法養育我們的自責，也似乎在設法彌補母親猝然過世所造成的遺憾。外面傳說，我和孝慈是王升受父親之託，把我們放在他家從小帶到大，則絕非事實，我們從未在王家住過一晚。王升和宋時選應當是奉令負責照料我們生活，包括把費用送到新竹，交給外婆或二舅 若。直到大學畢業，成年之後，孝慈和我與王升之間才有直接來往。長期他扮演長輩角色，我們對他的意見很少違逆。
當宋時選勸阻無效、鎩羽而歸後，便由王升來繼續勸說。
有天下雨的夜晚，他來到連雲街，用宋時選雷同的說辭，要我放棄赴美，並以確切的口吻保證，如果我同意留在臺北，照樣可以有很好的仕途發展。他也強調舊金山僑社的複雜，他說除了左派，還有獨派，並以兩年前（一九七○）在紐約發生“臺獨”分子刺殺父親的事件，提醒我萬一發生什麼意外，這個責任誰擔得起？王升本來口才就出了名，那晚更是說盡了好話，就是希望我改變初衷，留在臺北不要出去。他直說了，是受了父親之託來勸服我的。
堅持走自己的路
可是，我真不能確定到底是不是父親的意思。雖然王宋兩人講了許多理由，還是牽強，很難讓我覺得有道理，我只是去做個小小的“副領事”，哪有可能引起獨派或左派分子的興趣而會對我如何？況且七十年代初，海外曉得我背景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知道了，在美國這麼開放的社會里，絕不至於有人會冒進。他們說辭中，最不能讓我接受的，反而是他們的保證，說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