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出去，照樣可以在“外交部”裡晉升等等。這和我以參加“外交特考”方式進入“外交部”的想法，是背道而馳的，我從來不以特殊的身份看自己，也不想要別人用特殊的眼光來衡量我。我所追求的，不過是做“單純的自己”，工作若有進展，也只是由“單純的自己”奮鬥得來的。我從不奢求得到優於別人的待遇，但為什麼現在連做“單純的自己”都要那麼難？設若我順著王升的意思不外放，一直待在部裡依靠蔣家關係做事，將來哪有本事去公平競爭？僅藉由外來的關照，在職務上有所升遷，這不是我所要的，它不會持久，更有侷限性。
最後，我很堅決地回 王升，我還是要去舊金山上任，我所企求的只是一個正常的生活，我不要什麼特權。我把內心的掙扎向他詳細地說了一遍，更要求他向父親轉報我的思考，企盼給我一些屬於自我的空間。我強調，我不要別的，只要“和別人一樣”。他拗我不過，只好失望地說他回去反映反映，設法說說看，但沒有把握。他離開後，美倫心情也沉重起來，沒想到具有這種看似比別人要強許多的背景優勢，反而滋生了困擾，這是外界很難相信的事。
當夜，我徹夜難眠，半夜一點多乾脆起床，趁著夜深人靜，走到書桌提筆就寫了一封長信給父親，清楚陳述我之所以堅持外放的五大理由。隔了叄天，王升再次來到住處，仍像上次一樣勸我不要赴美，但語氣和緩多了。我用非常溫和的態度，堅持立場，同時當面交給他前晚深夜寫好的信，請他轉呈父親。他看到我絲毫不動搖，也只有笑笑，望著我說：“你的固執，倒有幾分像他。”
改調華盛頓首府
又過了叄天，再次碰面時，王升只好妥協了。他說已把我的決定作了轉達，既然我執意“外放”，那就改到一個華僑較少的城市去父親才放心，看來看去，美國首府華盛頓是行政中心，僑胞相對較少，只要我同意，可請“外交部”改派人事命令。我說只要正常“外放”，去哪裡我都願意。兩天後，王升親自去見沈昌煥細說原委，也因此沈昌煥才恍然知道經國先生是我父親，他當即交代人事處，將我從舊金山改調“駐美大使館”擔任叄等 書。我尚未到舊金山“總領館”報到就改調他館，還是“外交部”頭一遭。
由於沒有接受王升的勸說，使原本的困境變成了轉機，不僅維持前往美國“任職”，且改派的地點更是所有“外交官”的第一志願 “駐美大使館”。如果我沒經過華盛頓的歷練，往後在政界可能會走上不同的一條路，說不定永遠沒機會一步步地從科長到“司長”、“次長”，再出任“部長”，後來做到國民黨 書長和“總統府 書長”。如果沒有一九七叄年的堅持，往後在政壇的走勢也就有限了。命也？運也？
咫尺父親天涯路
我政治生涯後半段的發展，不可否認多少得到蔣家間接的庇廕，但這已是在我擔任“外交部次長”以後的事了。
那段期間，有些人側面耳聞我特殊的蔣家關係，誤以為我能上達天聽，便以我能感受到的方式略施小惠，他們或許在盤算，有朝一日，說不定我會回嚏他們一臂之力；他們不知，我和父親之間完全沒有互動管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物傾靠在孝武、孝勇那邊。七十年
代末期，若干好友婉轉提醒我和孝慈，有人在暗中抵制我們，這些情形我們瞭然於心，卻強化了我們的意志力，要將全部心力投注在工作崗位上去尋求突破、改變現狀。
“蔣家因素”在人生道途上所造成的意外磨難，對我和孝慈確實反而成為一種激勵。我早就學會把身世帶來的痛苦隱藏起來，絕不允許它傷害到無辜，譬如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婚前多次要求與父親見面，都沒有結果；到娶妻生子，更渴望見父親一面，相信父親若是看到美倫和可愛的蕙蘭，他老人家一定會很高興，能讓父親快樂就是孝順。這個單純的心願，每次都石沉大海。
我和孝慈很能體諒這事的難處，若真要會面，地點就不容易找，萬一有閃失，後果可以很嚴重。除了對王升支吾的搪塞感到沮喪外，我們又能做什麼？要是在一出生就失去父母，長大後根本對雙親沒有概念，也就不會有所思念，更沒有會面的渴望。但是，我和孝慈境遇不同，世上找不出第二個相同的例子。雖然像孤兒般由外婆帶大，但我們懂事後就知道自己父親是誰，且近在咫尺，怎麼可能不想早點見到他？
蔣家到底給了我們什麼？
白天工作繁忙比較容易壓抑，但每到夜深人靜，心緒就容易起伏。結婚成家後，更多了一層責任的驅使，常常覺得愧對妻子。一九七七年從美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