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具體編改起來。編改完以後，他又讓我們細細看一遍。有時，我們的稿面很乾淨。但有時候，稿面上紅槓槓、紅道道縱橫交錯，像一張作戰地圖。遇到這種情況，他就讓我們坐下來，具體商談為何寫得不夠理想的原因，同時講一些對話、細節、景物、段落部署的要領。我常常對小鮑說，對我們倆來講，在作者宿舍的兩年，就是出版社和編輯老師悉心培養我們的兩年；我們雖然沒有進入大學，但這兩年比在大學文科讀書收穫還要大。現在講起來似乎很簡單，但是幾十萬字的一本書，逐字逐句地編改、潤飾，勞動量真是相當大的。
從聽取我們的提綱開始，到小說的全部定稿，兩年多的時間裡，只要沒有會議和社會活動，老謝天天下午都到作者宿舍來，從午後的一二點鐘，一直忙碌到晚上九十點鐘回家。我的家在市中心，坐17路電車走，老謝與小鮑家住得較近，他倆就結伴步行，走四十分鐘路回去。相處日子久了，我們對老謝逐漸熟悉了，那時候老謝的愛人在黑龍江，他的兩個女兒都在讀書，他沒有家庭的拖累，卻也沒有時間過問女兒的學習。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培養我們這些年輕的很不成熟的作者身上了。老謝對我們呢，也開始熟悉起來。他不但曉得我和小鮑在創作上各自的短處和長處，而且還知道小鮑和我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脾氣；當時黑龍江知青張抗抗也在修改她的長篇小說《分界線》，由老謝當責任編輯。作者宿舍裡還住著另外一些從農場來的改稿者，像孫顒、楊代藩、王周生等等。他便經常針對我們幾位知青作者各自的弱點、缺點和優勢，要我們取長補短，互相學習，不僅僅是在創作上，而且在為人處世上。他常對小鮑和我講，學習創作，眼光要放得遠一些，你們都有各自的生活積累，不要盯在眼前這一本書上，以後你們還要好好地寫呢！所以現在更要將基本功練得紮實一些，基礎牢固一些，力爭將來寫大作品。當時社會上，流傳著很多小道訊息，不時發生著一些奇怪的事件，從偏遠山鄉回到上海的我們，和所有的插隊知青一樣對此牢騷滿腹，也常常互相打聽傳播些小道新聞。在花園裡散步，在晚飯後閒聊，我們不由得會講起這些話題，有時不免表示出對祖國命運的憂憤，怪話也不少。我們不知道老謝對這些事是啥看法，但我們決沒因為他是長者，是出版社編輯，是我們的老師而對他有所隱瞞。老謝只是聽我們講，往往不說什麼話，也不明確表態。到了1976年的春天，好像是4月份，《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老謝把報紙拿進我們的宿舍，指著那篇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文章，手擊著桌子，表示了極大的義憤。我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老謝和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作者宿舍裡，還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趣事。
其一是打乒乓球。每天午飯晚飯後，我們仨總要到乒乓室去打半個小時的乒乓，冬夏春秋，風雨無阻。我和小鮑的球藝都不行，最初的時候，常常以懸殊比分敗在老謝手下。可到了定稿的那幾個月裡，我們不但在創作上有了長進，乒乓球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幾乎可以同老謝對壘了。
《孽債》和老謝（3）
其二是吃點心。老謝微胖，每頓飯僅吃二兩，菜餚也要得不多。到了午後三四點鐘，他總要跑到街上去買些點心進來，小籠包子、鍋貼、煎餅等，拿進來讓我們分而食之。
一晃十多年過去了。所有這一切都變成了往事。我也由一個小青年逐漸步入中年，而且重又回到上海，在作家協會工作。
上班沒幾天，老謝就來看我，問我寫了什麼新作沒有？
我告訴他，剛上班，事情多，對上海作協很不熟悉，況且生活還沒安定下來，妻兒在岳母家住，我住在自己母親身邊，沒時間寫東西。他又問我，回來之前寫了一些什麼？他是我的老師，我就據實相告，我寫了一部叫《孽債》的長篇小說，但是隻寫到一半，拿不出手的。
他說：“我看看。”
稿子就放在我辦公室的抽屜裡。我取出來交給他。
三天以後，他打來電話說：“稿子可以用。先以中篇小說的樣式發表。後面的寫出來，再註明是長篇。”
過程就是這麼簡單。《孽債》在沒寫完全篇的情況下發表出來，第一功是老謝的。也正因為發表了上半部分，有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才督促著我，儘快地把下半部分寫出來。
就讓我以這篇回憶性的文字，作為對老謝逝世一週年的紀念罷。
（2001年5月）
《孽債》和另一位責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