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早春，我赴京參加七屆四次全國人代會。會議期間，《人民文學》的老編輯王扶來看我，並向我約稿。我告訴她，近期沒有寫出中、短篇小說。她即問我，那麼你在寫什麼長篇小說。我心想她是雜誌編輯（後任《人民文學》副主編），不會要長篇，於是便坦然相告，我在寫作一部叫《孽債》的長篇小說。剛完成上半部分，正在考慮下半部分的創作。
這本書寫些什麼？她完全是用聊天的口吻問我。
我三言兩語把《孽債》的故事講了。
不料她鄭重其事地向我約這部書稿，同時說明，她是受江蘇文藝出版社委託，代他們約的，希望我不要推諉。
我和王扶是老朋友了，早在新時期文學蓬蓬勃勃發展的1978—1979年，就在北京相識。在貴州工作時，只要她從北京到貴州來組稿，她總還專程來我家或我工作的編輯部坐一坐。她如此認真為他人作嫁衣，使我感動。回上海以後，我就把先在《小說界》雜誌發表的《孽債》上半部分寄了過去。大約一個月以後，我接到過她的一個電話。她說這本書是一定要出的，她已把雜誌給江蘇文藝出版社寄去，希望我把寫完的《孽債》下半部分，儘快影印出來。
沒多久，我上班的作協辦公室走進一位年長我幾歲的中年人。他說他姓周，叫周鴻鑄，是江蘇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專程出差來上海，取《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