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任教的耕讀小學眼看要放假了。山寨裡的老鄉在準備著過年，殺豬、宰雞鴨、磨血豆腐。我呢，孤零零一個，不曉得怎樣打發日子。放假以後，回不回上海呢？回去又能怎麼樣呢？看著家人、同學、朋友、鄰居上班，自己還不是無所事事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我接到了上海出版社的一封來信，信不長，字跡很工整，大意是說我寄去的一部長篇小說稿有修改基礎，希望我收信後去上海一趟，商量修改出版的事宜。
到滬第二天，我就急匆匆地趕到出版社去。笑眯眯地接待我的是位四十多歲的老編輯，微胖，他說他姓謝，叫謝泉銘，老謝。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稱他老謝，一直稱到現在。他呢，叫我小葉，也一直叫到今天。第一天他幾乎沒有同我談稿子，只是問了些關於我的情況及創作的經過，然後讓我回家去好好休息，過一個節，兩個星期之後再去。
兩個星期以後，我又到了出版社坐滿了編輯的辦公室裡。這回是認真地對我的小說談意見了。儘管有一些思想準備，我還是沒有料到意見是那麼多、那麼細緻，甚至連一些細節、一些對話的語氣，也都談到了。越談下去，我越覺得沮喪，這麼多的缺陷，我還能在短短兩個星期裡改好嗎？
老謝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似地對我說：“不要怕時間不夠，我們可以以出版社名義，替你去函向你插隊的公社請假。先請兩個月。”
這一住下來，就整整地修改了兩年半的時間。起先是住在家裡改，後來因家裡干擾大，搬進了打浦橋科技出版社後院的作者宿舍。
這是一幢門字形的老式樓房。宿舍供應熱水，食堂就在後面花園裡，很方便。就是在這裡，我和江西回來的知青小鮑一起，度過了兩年難以忘懷的日子。
這正是十年動亂的最後兩年，塵世間紛紛擾擾，馬路上高音喇叭的喧叫和公共汽車的剎車聲，不時地越過高牆傳進來。一無所有的我卻在這裡潛心閱讀，修改稿子。更為重要的，是在老謝指點下，在閱讀和改稿的實踐中，摸索創作規律，學習著把我們感受過的生活落在稿面上，一步步找到了適合於自己的表達方式。也是在這樣的日子裡，我和老謝之間建立起了深長的友誼，真正走上了文學之路。
《孽債》和老謝（2）
記得，剛在作者宿舍住下來，老謝就替我們幾個插隊知青的作者辦了一張借書卡。憑這借書卡，可以從資料室裡借閱當時在社會上根本不見蹤影的書籍。他常對我們說，一邊修改作品，一邊借閱一些名著，可以從中汲取養料。我說好多書過去讀過，他說今天再讀，體會是不一樣的。我的心裡很急，心思不在讀書上，急於想針對提出的意見作全面的修改。老謝卻不讓我們馬上動筆，他讓我和合作的小鮑先靜心坐下來，共同提出一個修改的提綱。當提綱初見眉目之後，他幾乎每天下午從紹興路的辦公室步行到打浦橋來，對我們的提綱提出種
種問題，從總體構思、主題、章與章之間的銜接，一直談到每章的寫法，入筆的角度，各章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收筆，乃至細節改造和運用等等等等，迫使我們往深處去思考、去商量。那時候，我和小鮑都有些不習慣這種方式，與其說是沒有耐心，不如說是實際情況逼的。記得小鮑即將分配到街道工廠去上班，而我呢，沒有工資收入不說，雖然請了假，到上海改稿，貴州農村由於糧食緊張，不在生產隊勞動的人當然不可能給口糧，心裡更是焦急萬分的。
老謝了解到這種情況以後，一方面給我們辦理誤工補貼手續，一方面又把自己家裡節省下來的糧票送我。當時看過我們稿子的老編輯李濟生，後來任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的陳嚮明同志，聽說了我的情況，都曾把自家省下的糧票送給我。誤工補貼是依據我所在生產隊的具體工值計算的，那兩年我插隊的那個貴州砂鍋寨，每個勞動日值是四角，一年到頭算三百天，也只一百二十元錢。現在說起來，有點像寫回憶對比文章似的了，但當初，我正是依靠這點誤工補貼和出版社幾位老編輯輪流給我湊糧票，及家庭的支援，逐漸把心安下來，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稿和寫作上的。
由於提綱寫得細，總體結構得比較合理穩固，到進入真正寫作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嚐到了甜頭。儘管每一章的初稿都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有時難免返工；卻沒有在結構上出現過大動的現象。老謝呢，對我們寫出的每一章稿子，都進行細緻詳盡的審讀，要是感到不行，他就及時地給我們提出來，重新寫；要是覺得還可以寫得更好，他就讓我們在原稿上進行修改潤飾；要是他覺得大致滿意，便直接拿起紅筆，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