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祖國，為它對現任政府的限制政策而感到難過，而政府已經做出了極大的犧牲，就算犧牲的不是利益，而是英國的旗幟和名稱對於那些刻板的國會改革問題所具有的神奇魔力。我或許“比教皇更像一名天主教徒”，但是我會為英國國旗插遍玻利尼西亞的各個島嶼、東方的每一個尖塔而歡欣鼓舞。您（我指的是政府）在經過長期的摸索實踐之後，還是得回到這條道路上（帝國主義）。看看現在對喀土木的遠征，以及為您的殖民地理論提供的論據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8）
如果我能成功進入到下院，我會支援現在的自由黨政府（但是）如果我最終在未來的政治生活中發現他們自己的風格逐漸成形，而且如果這種風格讓我感到不安（我有意使用了強調），我將退出這場遊戲，退回到平常的低調生活狀態之中。
這封信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只要人們能記得費迪南德成為新設立的白金漢郡中區單人選區議會候選人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堂兄納蒂已經被授予了貴族身份。現在已經證實，格萊德斯通選擇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快結束的時候提升納蒂的原因之一，是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替換他在下院的位置，而且現在應該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想這樣做。1884年10月29日，哈亭頓的秘書勒景諾德·佈雷特就這個問題給自由黨總督導和機要秘書理查德·格羅斯維諾爵士寫的信上，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佈雷特的信開門見山地提出：“您和格萊德斯通先生應該對納蒂·羅斯柴爾德特別客氣。他並不是一名很死硬的自由黨人，但是我認為讓他自己放任自流可能不會有太多人反對，而且如果把他推向托利黨人陣營的話，反對就更少。”這是一個拐彎抹角的提議，一個羅斯柴爾德貴族身份的想法重新被提了出來。但是，他隨之警告格羅斯維諾在下院用費迪南德替換納蒂可能不會產生自由黨領導層所期望的結果：
如果期望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會相互傾軋，期望費迪南德更容易相處或者是更聽話，是可以用納蒂作為代價來替換，實際上這將會犯下一個很大的錯誤。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團結已經有了幾代人的歷史了，如果自由黨與納蒂分道揚鑣，就意味著與他們的整個家族決裂，而在我的想象裡，這樣的做法對我們來說一無所得。
費迪南德給迪爾克的信充分地證實了這個判斷：如果他取代了納蒂的位子，羅斯柴爾德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場仍然會與之前一樣。正如收信人酸溜溜的評論所說的：“費迪南德·羅斯柴爾德想進入國會，而我告訴他他是托利黨人，而且應該站在托利黨人的立場上他永遠不會以現在這樣的自由黨人的身份進入，這一點我很確定。”這最終證明基本上是正確的：儘管費迪南德開始的時候是以自由黨人的身份參選（為爭取那些非國教人士的選票，他甚至對戒酒也表示了支援），到1890年，他在議院裡描述自己是“薩利斯伯利政府堅定和狂熱的支持者”。
儲存在費迪南德的瓦德斯頓的訪客簽到簿上的那些名字，為辨析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提供了很好的佐證。在1881～1898年間經常出現的政治訪客名單中，自由黨人士略佔優勢：愛德華·漢密爾頓以不少於52次的到訪數領先於其他人，然後是自由黨領導人哈亭頓（10次）、自由黨內政部長和財政部長哈爾科特（9次）、羅斯伯裡（9次）以及迪爾克（2次）。其他的自由黨人訪客包括格萊德斯通、勒景諾德·佈雷特、歷史學家艾克頓爵士以及他的同事詹姆斯·布萊斯（後來的蘭喀斯特公國的首相以及商會的主席），該黨未來的領導人赫爾伯特·阿斯奎斯、卡林頓爵士（後來當上了新的南威爾士總督）以及達爾豪斯伯爵（後來當上了蘇格蘭的國務卿）。兩位最常見的訪客是自由統一黨人士：總檢察長亨利·詹姆斯，他到過17次，以及約瑟夫·張伯倫，他曾12次做過瓦德斯頓的客人，而且通常由他的兒子奧藤陪同前來。同時，幾乎有與自由黨人同樣多的托利黨人：哈瑞·查普林（農業委員會的主席以及後來的地方自治政府的主席），他在瓦德斯頓停留過26次；薩利斯伯利爵士的侄子和繼承人阿瑟·貝爾福（8次來訪）；薩利斯伯利的助理私人秘書兼印度副國務卿喬治·科贊（也是8次）；農業委員會主席沃爾特·龍（5次）；倫道爾夫·丘吉爾爵士（兩次）；戰爭部次長布朗羅伯爵（也是兩次）；以及外務部次長詹姆斯·弗格森爵士。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9）
就像費迪南德給迪爾克的信中所指出的，促使羅斯柴爾德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