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勒斯貝利硬纏著他們，結束了那種簡單的局面，並由此讓一名羅斯柴爾德人和一名托利黨人沒有懸念地退回到了這個有兩名成員的選區。在金融城裡，列昂內爾發現他自己很尷尬地與一名自由黨候選人在哈姆萊茲大廈競爭，這名候選人是一位名叫約塞弗·德阿吉拉·薩姆達的改變了信仰的猶太人。這很可能是他失去他的這個席位的原因之一——在總體上自由黨人票數領先的選舉中出現這樣的失敗顯得很不尋常。6年之後，列昂內爾又再次遭遇失敗。然而，這一次失敗的原因在於他和格萊德斯通之間對於財政政策的分歧被公佈了出來。按照《時報》後來所回憶的，列昂內爾（“在或許是他參加過的唯一一場重要的選舉會議上”）指出：
格萊德斯通先生提出的廢止所得稅提議將會讓國家每年失去900萬英鎊，而且盈餘可能達不到那個數額的一半。對於另外的一半，必須徵收更多的新稅種。當他的聽眾大喊“反對”和“經濟”的時候，他回答說經濟並沒有走得這麼遠，可以每年節約400萬。德·羅斯柴爾德男爵的意見是，新稅種必須開徵，而且必須針對財產來徵。他提出了執照稅，比如在奧地利由商人支付的那種情況。
提倡高稅會對選舉產生負面影響的發現並不是現代的事情。列昂內爾的說法被諾斯科特爾1874年的預算所驗證，他們仍然徵收所得稅，儘管對於年收入在400鎊以下的提高了起徵點，並採用了較低的費率。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7）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格萊德斯通之間的黨內政治緊張局面在1876年終於徹底地爆發了，當時迪斯雷利升到了上院後，需要在他的白金漢郡選區進行一次補選，而此時恰逢格萊德斯通的“殘酷”運動進行到最高潮的時候。格萊德斯通非常急需一場自由黨的勝利，而且他顯然看到了保加利亞問題可以作為實現那個目的的一種手段：他送給了自由黨候選人魯波特·卡林頓“250份小本”（他寫的小冊子的副本），而且以熱切的興趣追蹤著這場運動。當格蘭威爾的一個朋友在投票前5天試探列昂內爾的口風的時候，他發現：
他很狂熱地支援迪斯雷利和德比——但說起話來似乎他在支援卡林頓原文如此。——譯者注。但是在當下的投票體系中又沒有可能去了解選票的流向。舉個例子說，對於他的三個佃戶，他也不可能說出他們是跟隨著他的方向投票，還是跟隨著教區長的方向投票。他的看法是，弗雷門特爾（託利黨候選人）可能會以5票勝出，總得票數為600票。
最後的結果證明這個預測相當準確。
兩年之後，當艾勒斯貝利的第二個席位被自由黨候選人喬治·W·E·羅素——約翰爵士的侄子——贏得的時候，他們的分歧更加嚴重。在反猶太人運動的暗流中，在打倒“貝肯斯菲爾德主義”的一個完美的例子中，羅素就像格蘭威爾對格萊德斯通所承認的那樣，“攻擊迪斯雷利是猶太人、沙文主義者和陰謀家”。當這在當地的保守派報紙《白金漢郡信使報》上進行報道（儘管羅素努力取消了“猶太人”這個字眼）的時候，納蒂頓時火冒三丈，馬上在他再次見到格萊德斯通的時候，抓住“一切機會給羅素扣尿盆子”。那些帶頭的自由派人士願意以這種方式行事的事實，使得人們很難再只把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向迪斯雷利偏移的理由僅僅說成是與格萊德斯通在對外政策上的不合。
外交因素無疑也是很重要的。當自由黨人贏得1880年大選的時候，在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眼裡是一件有些“遺憾”的事情，因為他們認為保守派政府似乎會有更多的“古老英格蘭的威望和影響”。而“格萊德斯通先生對外交政策的輕視”，是他們熱忱地希望薩里斯伯利能夠留在權力位置上直到1885年年底的主要原因。真實的情況是，當費迪南德在1885年決定進入政治領域的時候，他堅持聲稱他希望以自由黨人的立場出現。但是，他對有偏激傾向的迪爾克明確表示，他對這個黨的對外政策有疑慮，並且暗示他的政治信念可能會建立在堅持帝國主義路線的自由派人士的條件之上。這封信註定要被大量地引用來說明這一時期羅斯柴爾德家族政治觀念的矛盾性：
我並不是如你所想象的天生就是一個保守派。保守主義已經毀了好幾個海外的國家，而自由主義政治一直是英國的立國之本。對於自由主義，我們（包括你）都應該心存感激。無論對任何形式的託利主義，我都沒有任何理由和方式去傾慕。從另外的角度看，儘管我沒有能力來對這個問題表達決定性的意見，我為生我養我同時也是我所衷心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