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真令人感動，也令人悲傷。——這是他第一次的美東之行。
其後郭老師又數度訪美，一次並偕一青年隨員李念萱兄同來。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近史所已逐漸成型。當我於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圖書館時，郭師曾看中了我館珍貴的「複本書」（duplicates）。我也籤請哥大備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併為他承擔運費。郭師如獲至寶，連說：「這樣我們圖書館就有基礎了。」那時書市不大，基本參考書和政府檔案如北京政府公報，都早已絕跡也。
郭廷以老師原是位純學者，寡言鮮笑，應付複雜的政治環境，原非其所長。在他「拜拜」成長期中，他這保母是焦頭爛額的。——筆者那時也被無辜地捲入哥大的校園政治，在數個政客互鬥之間，也額爛頭焦，不能自拔。
我們沙坪老師生偶爾聚會，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我們師生兩造的辛酸過程，可說彼此都終始其事。郭師向我求援和訴苦信件，我相信還可找出不少封來，雖然一大半都給我丟了——何從說起呢？！
郭師後來在紐約逝世時，張朋園教授和我，可能是他僅有的兩個「老學生」去給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平生為老師送葬的唯一的一個人。
師生遇合有緣，謹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載於臺北《中外雜誌》五十九卷第一期
十一、中國近代目錄學的先驅袁同禮先生
袁同禮（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戰後僑居美國的諸多華裔學人中，對筆者有深遠影響的前輩之一。他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屬羊。這年齡正在我父母之間——先父屬猴（一八九六），先母屬馬（一八九四）。袁公屬羊，正是馬猴之間，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執輩。中國的傳統習俗，也使我對他老人家「執禮甚恭」。
袁氏是位謙謙君子。雖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長輩，但他向不以長輩自居；對我們這些晚輩（尤其是同行），他一視同仁，以朋友相處，所以也可說是「忘年之交」。但是從我的立場看他，則永遠是「亦師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許多目錄學著作，都是我長置案頭、隨手翻查的重要參考書，至今未廢。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時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對胡適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後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據我的口述報告。
袁同禮先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歷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這則短篇裡，我不願多提他傳記上的細節——因為袁氏已有幾篇頗為詳盡的小傳，如：吳光清的《袁守和先生傳略》，李書華的《追憶袁守和先生》，和秦賢次為劉紹唐主編的《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所寫的更詳細的〈袁同禮（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傳記。在英文著作裡，則哥倫比亞大學所出版的《民國名人傳》第四冊（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4），那就兼顧中西，更為翔實了。——所以在拙篇裡我只想談談守和先生在「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史」中，所發生的作用、他的貢獻，和他在文化轉型中的地位。
先談談「轉型」
在不同的拙著裡，個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國近代史」（當然包括畫蛇添足的什麼「現代史」和「當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運動史」；也就是一部「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現代化運動」這一名詞，毋需解釋，也解釋不盡。——「轉型」則是任何一個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有的社會文化的特殊「型態」，如西方的基督教國家，中東的回教國家，和南亞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態的。
可是近五百年來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發展，只有其「現代化」的程式，而沒有「轉型」的問題，尤其沒有「轉型」的痛苦。因為現代化運動在西方是一種發自內部的自然進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們中國和其他亞非拉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運動，則是發軔於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戰和壓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