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個改變我寫作計畫的原因，是research經驗多了，在其他課程的期終作業裡也可儘量發揮。我選賀昌群老師的「南北朝史」和「秦漢史」，秦漢史的期終作業，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發表了。稿費是夠三個臭皮匠，吃一頓「小金剛」（沙坪壩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館）。
大三時，我選修顧頡剛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終作業寫成〈中國郡縣起源考〉。曾蒙顧老師用硃筆作長批，說什麼「有眼光、有裁斷」，大大獎勵一番。前年顧師百年冥誕，各界盛大紀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請柬，便道去蘇州參加。我問顧潮學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說她們正替顧師編年譜，檢視顧師日記，發現了我的名字，「還有分數呢！」——半個世紀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對名師。但是這篇短短的期終作業後來在「安徽學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學報上發表了，史系主任李則綱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華教授都批覽了。它竟變成我進入安大教書的敲門磚。後來我進哥大，它也幫我在哥大的「中國歷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為它證明了我可讀中國古書。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紹成「小門生」的身分，去替胡適老師寫自傳。替胡老師寫自傳（寫傳記或年譜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師是不要的。這一點我想羅爾綱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終作業，混了這麼多碗飯吃，真如胡老師所說的：「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然追根究底，我這項「一技隨身」，實啟蒙於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那一課。
做會了research，興趣也廣泛了，學不主一，東掐掐、西抹抹，結果一事無成，連郭老師所啟蒙的一本簡明中國海軍史，也沒有繳卷，真愧對數十年來的良師益友。老大徒傷悲，悔恨無已。「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後輩青年學子，毋步老朽後塵。
紐約接機以後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畢業後，曾考取中大歷史研究所作研究生。無奈離家日久，返鄉省親心切。其時家鄉敵軍已退走，川皖之間尚有安全的陸路可通，我就還鄉了。翌年湯恩伯打敗仗，河南陷敵，我又得機入「安徽學院」作講師，中大便沒再復學。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學；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回憶沙坪師友，就如同隔世了。
誰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發自臺灣的國際郵箋，字跡好熟悉。一看原來是郭廷以老師寄來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說即將訪問紐約，並寫出班機時刻，盼我能接機，餘事面詳。我接書真十分興奮。屆時乃開了我那百元老爺車趕往「荒怠機場」（Idewild Airport，後改名甘乃迪國際機場）接機。那時荒怠機場名副其實，還是一片荒野。四周蘆葦高過人頭。汽車自蘆葦夾道中，緩緩開入機場。但是地雖荒僻而接機者仍是人頭濟濟。我站在鐵欄之外，見百碼之外的機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機人群均搖手歡迎。郭老師剛出機門，還在梯上時，我就認出了。——那倒不因為他是中國旅客的緣故，而是因為他那熟悉的體形和動作，雖然他已不用手杖；藍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裝。我雖然舉手大搖，我想他是不會認識我的。他有學生千百人，相別十餘年。他何能認出我呢？當他走近了，我正預備自報姓名時，老師竟搶先破容一笑說：「德剛，你來啦。」我接過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擁抱），師生都高興無比！
那是郭老師第一次訪問美國。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隨員，他的秘書，他的代表，他的翻譯，和他的司機。到處奔走洽談，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時正忙著組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五〇年代的臺灣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經濟上也一窮二白。郭師美國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會，申請補助，第二是想與美東諸名大學掛鉤。——那時美國的「名」大學，都還在美東呢！
天下事最難的是伸手向人要錢！次難的是訂立不平等條約。人家榮華富貴，你一窮二白，攀起親來，門不當、戶不對嘛！縱使貴人好見，而貴人之下的與你說相同語言的「二爺」、「馬弁」等人的臉色有時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師原本是一位寡言鮮笑的嚴肅學者，為著中國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顧的假學者、爛政客，強作笑容，低聲下氣，我這位老師的道童、隨員、小和尚、汽車伕、樊噲每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為之惻然。——然郭老師有傳教士精神，為著「近史所」這個baby，他任勞任怨，篳路藍縷，一鍬一鏟地為它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