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在其辱罵異端至激烈之際，四周圍聽之僧侶與群眾不但不以為忤，每每且為之歡笑助興餘讀書至此，輒掩卷竊笑，想我民族何阿Q若此？然亦中國文明寬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正是聖賢之道也。
試思此一情況如主客易位。設有東方黃人，於坐滿愛爾蘭碼頭工人（Irish longshoremen）的紐約天主堂內，揮杖直指懷抱嬰兒之聖母瑪利亞（Virgin Mary）為無知村婦、瑪利亞之子為頑劣牧童，豈不頭破血流，天下大亂哉？
華民非不反異教也。然華族固為一無宗教之民族。群眾百姓一般均安於土宗教（Folk religion），隨地拜拜，神佛處處，再加幾個耶穌、上帝，不以為多也。有教無類，故對入侵異教，頗能阿Q之。斯為獨崇一教之中東及西方諸民族所難能者。所以若論反異教，則我民族較之西人，較之回猶諸族，寬容十倍矣。
作者落筆至此，電視內正演映前南斯拉夫境內塞爾維亞族耶教徒與波斯尼亞境內之回教徒相互殘殺，血肉模糊之鏡面。為虛無的超自然而相殺，我民族史中，除洪楊一役之外，未嘗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殺生人而事鬼神，科學耶？民主耶，終須等到中西文明現代化扯平之時，始可言其是非也。
德人強佔膠州灣
可是在那義和團時代，最可嘆的還不是這些宗教上和哲學上的是非問題，而是德國愷撒以此為籍口而強佔了中國「膠州灣」的政治問題。德人既佔膠州灣，其它帝國主義之列強乃發生連鎖反應。中國沿海港口上自旅順、大連、威海衛，下至九龍、廣州灣，一時均為列強所霸佔——九十九年之強租與霸佔何異？由港口之霸佔，乃有列強對中國內地「勢力範圍」之劃分。若非由於諸帝國主義之勢力相持不下，則大清帝國早就變成波蘭了。
此一瓜分局勢之形成，實德意志帝國以「曹州教案」為籍口而始作俑者。義和團就是國人對這次國難愚蠢的反應。
德國原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擴張主義之後進。所謂德意志聯盟本來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間一個鬆散的城邦組織。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普魯士一舉擊敗法國之後，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麥策畫之下，一躍而為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統一。其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一八九〇年威廉二世即位，俾斯麥罷相時，德國後來居上，儼然已發展成為當時一主要的中歐強國，搞合縱連橫，不可一世，而威廉對向外擴張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時亞非拉諸落後地區，已為諸先進列強所瓜分，空隙極小。至一八九五年中國為日本所敗，割地賠款。這對歐洲後進的帝國主義德意兩國卻是個極大的鼓勵（義大利之統一、復興及擴張，幾與德意志同一時間，同一模式）。兩個遲來晚到的小強梁，當義大利在浙東三門灣一帶伺隙而進之時，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膠州海面打主意了。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陰曆十一月十曰）德國駐華公使海靖（Herrvon Heyking）乃正式向總理衙門提出租借膠州灣五十年之要求。
總理衙門在它的創辦人恭親王奕訢主持之下（奕訢是同治和光緒兩個皇帝的胞叔），愛護膠州事小，怕列強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經年，沒有結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駐北京的海靖公使；這時氣焰正盛。威廉已派有實力可觀的遠東艦隊遊弋於膠州灣內外，虎視眈眈。這是當時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所享有的特權，而中國北洋海軍則於甲午戰敗後，今已一艦無存，無絲毫抵抗能力。
就在這德國已準備動武而沒個籍口之時，正好發生了「曹州教案」。這時中國的山東巡撫是李秉衡。李氏本於教案（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發生前一月已調升四川總督，遺職由張汝梅接替。不幸他官運欠佳，正辦交代而尚未離任時，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傾全力「破案」。十一月九日竟將曹州殺人犯全部緝獲，向德使請罪。但是這時德人已決定藉機強佔膠州灣，並囊括山東為勢力範圍，請罪有啥用場呢？
德皇於十一月九日始得曹州教案之電訊，經三數日外交試探之後，德國遠東艦隊乃奉命於十一月十四日轟擊中國炮臺，陸戰隊隨之登陸，佔領了膠州灣，並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國駐軍總兵章高元，再向鄰近即墨等屬縣進襲，一時難民如潮，血流遍地，時局就不可收拾了。
於此同時，德國公使向北京總署，亦提出六項要求：
1、李秉衡革職永不敘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總督也就被革了）。
2、賠三座教堂建築費各六萬六千兩，教堂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