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他為師；他自己則拒絕拜自己的主考官為師，弄得狂名滿天下。最後應朋友之勸，康氏總算拜他的鄉試主考官許應驥（後任「禮部尚書」）為房師。但他們的師生關係卻弄得形同水火。其後維新期間，對康氏痛心疾首，而參劾最厲的也正是許氏。許氏之劾康，與其說是由於意蒂牢結，倒不如說是感情用事。據說康亦慫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個火上加油的筆墨官司。光緒袒康革許。斯為光緒親政之後，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後帝后兩黨之水火，就更無法收拾了。
據說康有為於六月十六日光緒召見之時，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地方）與榮祿不期而遇。二人談到變法。榮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有為忿然回答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我們在一百年後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時的榮祿有力足以殺康；而康絕無力量可誅榮。在這百日維新剛啟幕之時，康對舊派第一號大頭頭，作此毫無必要的憤激之言，也可想見他在處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訥了。
總之，「戊戌變法」實在是我國近代史中，繼「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而來的第一個「政治現代化」（也可說是清末的「第五個現代化」吧），但是這個運動不但未能領導我們的政治體制前進一步，反而倒退了數十年。胡為乎而然呢？
我們知道戊戌變法主要的推動者是光緒皇帝。若以《春秋》的標準作「誅心之論」，要從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動機著眼，光緒帝這位愛國青年，實在是我國曆史上極少有的「堯舜之君」。但是光緒帝畢竟是長於深宮之中，受制於無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個兒皇帝。經驗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應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像蔣經國那樣——然後才能試行變法。縱使時機發展至法有可變之時，也應分為輕重緩急次第施行。詔書一日數下，朝野莫知所適，也不是個辦法．不幸這位年輕皇帝，顯然感到國亡無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軍師謀臣，應該有見及此。不幸康某木訥執拗，識見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於幼主。——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只是一位狗頭軍師。他不能擔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而開了倒車。
值此兩千年未有的轉型期，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總應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虛懷若谷，慎重將事。君子誤國，其害有甚於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鑑往知來。摩挲舊史，涉獵時文。擲筆几上，吾欲何言？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
【肆】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一、傳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議
在中國近代「轉型期」的轉變過程中，戊戌變法是個重要階段。變法失敗固然是件慘事，而真正可悲可嘆，乃至慘不忍言的，卻是它的後遺症，那椿幾乎引起中國遭「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之禍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亂。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是戊戌政變的立刻後果。但是這件中國近代史上的所謂「拳亂」，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拳亂差不多過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來，中外史學家，尤其近十來年在數次有關鍵性的國際研討會之後，可說已把這椿慘史的事實，弄得相當清楚。就歷史事實發生的經過來說，史家已大致沒太多爭辯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對這椿史實的解釋，則仍是南轅北轍，各異其趣；有的甚至指著鼻子，相互辱罵。
不用說在事變當時的一兩年中（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大清帝國的宮門之內，就為是非問題而弄得人頭滾滾；一百年來的中外、新舊、左右、前後各派史家，以及國共兩黨的宣傳家、理論家，中外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乃至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宗教家、政治家等等，對這椿歷史的解釋，也是兩極分化，各不相讓的。
我們應該承認，作為一個華裔史學工作者，對這件驚天動地而是非難分的歷史事件，要想筆端不帶感情。而據實直書，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驚天動地的歷史大事，都應該有其基本上的公是公非的。戴有色眼鏡、作曲筆之言，都是不對的；其記錄也是不能傳之後世的。
歷史家如能壓低他從任何背景所承繼來的知識、經驗和感情，心平氣和地來尋覓這件史實的公是公非，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本篇在落筆之前，筆者就希望先把這件歷史事實，簡單扼要地弄清楚之後；在各派史家對此史實都會覺得沒太多爭辯之時，我們再進一步的來加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