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章已言之，長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國近代史，在社會發展的性質上，原是一部「轉型史」——從中古東方型的社會，轉入現代西方型的社會。這一轉型自鴉片戰爭開始，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徘徊於中古邊緣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艱鉅，可想而知。但是那時的光緒爺要把這百年難變之「型」，而變之於指顧之間，其必然失敗，實無待多費筆墨。把這一現象「概念化」一下，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之失敗」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但是歷史上的「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因為失敗的時間、空間、全面或區域性、程式和方向、方式和影響在在都決定於「偶然」因素。這些「偶然」有時也就「必然」的成為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基因」（gene 或 cause）。
例如：「全部失敗」和「區域性失敗」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間，對下一階段歷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敗於「百日」和失敗於「十年」，也都是人為因素的「偶然」；但是這不同長短的時間，對於下一階段基因的發展，也就「必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研究戊戌變法，我們之所以要用兩篇篇幅來解剖康有為一人的緣故，便是左右這個歷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為這個「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為換成康無為，則「戊戌變法」這段歷史失敗的過程，和它對下一階段所發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在這段歷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為在這三方面，連最起碼的條件，亦不具備。因為生為現代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見識和學養實應兼跨古今兩代，和中西兩型。康氏對西學那一點點粗淺的認識，不但跨不過這兩條鴻溝，他強不知以為知，適足以為害。——毛澤東搞「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就是類似的強不知以為知，最慘痛的一件史例。
至於康有為的漢學，他的火候可還在梁漱溟、錢賓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條主義的大錯。康作詩說：「良史莫無兩司馬，傳經唯有一公羊。」兩千年舊史都趕不上兩司馬，可能是事實。傳經唯有一公羊，從今文家觀點出發，也沒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說。百家爭鳴，原是盛事。他千不該萬不該，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致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的與以張之洞、翁同龢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致走上後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教條主義之為害中國，康有為是始作俑者。——這也是個歷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論家、思想家也就罷了，康有為至少可以做個民胞物與、襟懷豁達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沒有做政治家的秉賦。他生就是個驕傲不群、木訥乖僻，而又頑固急躁的知識分子。他十九歲結婚；我國千年舊俗，花燭之夕，親友們熱鬧一番，鬧鬧新房，也是常事。而他這個乖僻的新郎，卻不許鬧新房，弄得頗失親友之歡。那時有為篤信周禮，一切要按「禮」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結苫廬，轅絰白衣不去身，終年不食肉。他自記說：「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遠。」但是他自己也說，他這樣做「人鹹迂笑之」。可是他自誇「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別人如何批評呢！
記得清人筆記亦嘗記有某翁，因篤信「正心誠意」之說，他「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也要在日記裡「正心誠意」地記錄下來。康有為正是這樣木訥乖僻之人。
這種少年康有為型態的知青。我們小中大學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 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本不應彼此相強。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當「公關」、 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黨的黨魁了。
有為青年期，在一再「鄉試不售」的沮喪心情之下，也曾習禪打坐、誦佛道經典以自遣。有時竟弄到「哭笑無常」的程度。這也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自編年譜）。「哭笑無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現象。據心理醫師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現象為不正常而求醫，則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變成「瘋子」。做瘋子仍可做大學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瘋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國明、清兩代舊俗，考生進學或中舉點進士，都要拜主考官為「房師」，以報答主考官對他才華和學問的賞識。可是康氏驕傲成性。他要孫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