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形式。《聖靈》雜誌以及它周圍的代表們與我的思想最為接近。 法國青年這個派別中的很多人都感謝我，這是它的代表不止一次地宣告過的。 我出席建立《聖靈》雜誌的第一次會議。 會議在的住宅裡舉行，是左派‘ ‘天主教徒，後來是議員和社會主義政黨的成員，雜誌幾乎全是青年人寫文章，只是偶爾出現老一代人馬利丹的、我的和其他人的文章。 令我非常高興而驚奇的是，在創立雜誌的會議上，年輕人要求在雜誌上保衛人和人性。 我想，也可能最後以對人及人性的反動告終，那時將引起對我真正的反動。《聖靈》不應成為特殊的天主教徒的雜誌，它應聯合左派天主教徒、新教徒甚至唯靈論派別，它不應屬於確定的教會。《聖靈》的主要創立者和編輯穆利葉，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積極的天主教徒，在社會態度上很左。《聖靈》運動的核心仍是天主教徒。 但是，雜誌很少關心純宗教和哲學的問題，它的大多數文章還是集中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部分地還有藝術問題。 第一期上刊登了我的文章《共產主義的真理與謊言》，這篇文章在一定的階段裡決定著雜誌對共產主義的態度。 雜誌充滿了大量的從思想上論證的社會綱領。 這個年輕人中的派別是我最同情的。《聖靈》傾向於人格主義哲學，而我則是人格主義哲學最激進的代表。 他們保衛人格主義的社會投影，接近於社會主義，但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而是蒲魯東式的社會主義。 這種觀點被稱為“共同體的”人格
302
８２自我認識
主義。 不過，除了雜誌以外，還組織了《聖靈》團體。 團體按所從事研究的不同問題分組，有哲學組，有馬克思主義研究組，有從不同方面制定綱領的組。 在最初幾年我全力參加了這些有很多人的組。《聖靈》運動值得所有的人同情，但是它侷限於知識分子，它的社會作用是比較弱的，沒有廣泛的影響。 在德國和歐洲所發生的一切，推動著和《聖靈》的願望相反方向的運動，並導致災難，惡的意志比善的意志要更強有力。 人們可能有這樣的想法，惡成了最強有力的，我在自己全部生活中都看到了惡的意志的這種巨大力量，這種在惡中的前進。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前的年代，德國存在著有意思的青年人的派別，他們對於真理比對於其他國家的狂躁運動有更大的興趣。 但是，在他們中間感覺到無力。 我知道，這個時代的法國青年中很多人贊成我，我有某些影響。天主教徒中間很多人以很大的好感讀過我的著作Ｅｓｐｒｉｔ
ｅｔ
Ｌｉｔｅｒｔé（《精神和自由》）
，覺得比讀托馬斯主義的書更有趣。不過，我非常清楚，這種影響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後果是非常緩慢的。 我感到在我與比較接近我的法國青年人之間的明顯區別，我的思考是更加徹底的，我的世界觀是更加具有矛盾的和二律背反的，我的基督教具有更多存在主義性質。在這些年代裡，思想界的法國青年都自認為是革命的，是敵視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世界的。比較右的青年，比如“戰鬥”
組織，同樣喜歡自稱是革命的。這個詞成了時髦的。我發覺，某些思想家並不喜歡外國的、俄國的影響。 我已經不止一次地談過，對我的著作評價高的並不是我自認為主要的和最好的書，我所發生影響的不是自己最重要的思想。 我關於非創造
303
流亡的年代９８２
的自由的思想，關於在人的創造中體現上帝需要的思想，關於客體化問題的思想，關於個性的至上性及其與世界結構、社會的衝突的思想，把人們嚇跑了並且被不正確地加以理解。那些支援我的人努力隱匿這些思想，以便不再加大與我的意見分歧。 我發現，一般地說，朋友們比敵人更少注意我的主要思想。 我發現最能洞察我的思想的是一個德國天主教神甫（屬於我的思想的敵對派別）的文章。 有時我很苦惱，因為贊成我的某些思想的人，卻屬於我所不支援的派別。對我來說，傳統的“右派”和“左派”範疇是很難接受的。同樣，必須回憶在格布利爾。 馬賽爾那裡舉行的哲學集會。這可能是巴黎唯一的哲學集會，並且能夠長期繼續下去。在私人住宅裡舉行的這些集會有很多人參加，不僅有法國人，而且有外國人：德國人、俄國人、西班牙人。 有很多的哲學青年。 準確地說，這是在巴黎唯一討論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的地方。 經常出席集會的有胡塞爾、舍勒、海德格爾、雅斯貝斯。 在法國文化中沒有封閉性，有很多精闢的思想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