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一步走向唯心主義，走向形而上學，走向精神問題。 在流放期滿前不久特別決定要到彼得堡去，因為我已經有了結果。 在我的生活中經常存在著與不同集團交叉聯絡所形成的對比。我在堂弟Ｃ。Ｂ。Ｋ。大公家吃午飯，一起的還有內務部的一個司長特列波夫，晚上遇見了。 司徒盧威和Ｍ。 圖根－巴拉諾夫斯基。 司徒盧威B對我很為讚賞，表示對我寄予很大的期望。 他決定給我的書寫序。在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中，我比司徒盧威持較左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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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革命和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唯心主義５３１
當我第一次拜訪司徒盧威的時候，在他那裡作客的有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諾夫。 他後來成了有名的布林什維克，《通報》的編輯，很多反宗教宣傳小冊子的作者。 當我見到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諾夫時，他和司徒盧威一起都持較右的觀點，而我則比較左。 但是，當他成了《通報》的編輯以後，我一直沒和他見過面。 在這次彼得堡會見之後，我和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建立起著作上的聯絡，完全更加傾向於唯心主義。我和Ｃ。 布林加科夫發生了更緊密的聯絡，我在基輔時就認識他，當時他是工業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授，是我們一同流放者之一。 司徒盧威比我一直更加是個政治家。 他由社會主義轉向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 我甚至這樣想：他任何時候也沒有社會主義的熱情，儘管他是社會民主黨建黨綱領的作者。他更接近於伯恩施坦（他的表明德國馬克思主義危機的書引起轟動）的觀點。 我在很多地方同意伯恩施坦的批判，但我的熱情是另一型別的。 我向往新的世界，但不是在辯證地經過革命階段的必然社會程序的基礎上加以論證，而是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創造性活動的基礎上加以論證。 我的革命性帶有較多倫理性，而較少社會性，我的觀點正處在進化過程中。與我的書一起，我的兩篇文章更增加了我在馬克思主義圈子裡甚至一般傳統的左派知識分子圈子裡不好的名聲。 這就是已經提到過的《為唯心主義而鬥爭》和《從哲學唯心主義觀點看倫理學問題》。這兩篇文章寫於沃洛格達，發表在《唯心主義問題》文集上，很是轟動。 收入文集的文章作者是一些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新的唯心主義者，還有學院哲學的某些自由主義代表：。 諾夫郭洛得切夫、特魯別茨科伊兄弟，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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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自我認識
的文章擬定了我的“人格主義”。
文章不僅表現了我向康德的接近，而且滲入尼采的主旋律。 在文章的序文中我引用了普希金的詩：“你就是主宰：你要掌握自己的方向。 走上自由的智慧指引的自由大道”
①。由於這些文章，Ｃ。 特魯別茨科伊告訴我說：如果知道你在那裡發表了那種尼采主義的文章，就不能同意再參加他們的文集。 所有這些都不能使我受到我的馬克思主義的同志們的歡迎。 儘管我在政治上變化很少，仍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 我費了很多精力與這個環境進行鬥爭，批判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傳統世界觀和傳統的精神結構。 我認為這是為了使長期憂鬱的精神獲得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但是，這些妨礙了我的真正的創造性，有時扭曲了我的思想，使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流放的後期和流放以後我進入比較不好的時期，下降的時期而不是上升的時期。 這段時間裡我很少寫作，儘管我寫作很容易，屬於有效率的作家。 這個時期裡，比起積極的創造性來，批判佔了首位。 我力圖使生活富有詩意，希望美，但生活中佔上風的卻是單調和畸形。 我感到我和原來聯絡的圈子的斷裂在不斷加強，而任何新的聯絡尚未獲得。 這是我的空虛時期，這個時期裡和人們的交往對我內在的生活沒有任何興趣，在思想領域沒有任何大的收穫。 我任何時候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但是，我也不是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我永遠是矛盾的。 社會民主黨人當時對我是敵視的，雖然我還保持了某些個人聯絡。 那些稱為自由主義的社會團體與我格
①普希金：《給詩人》（１８３０年）。——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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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入，俄國自由主義型別的社會活動家我也很不喜歡。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起任何作用，甚至也不想起作用，社會民主黨人由於我的唯心主義和思想探索而敵視我，並常在刊物上辱罵我。 自由黨人由於某種原因而嘲笑和譏諷我。 社會民主黨人的敵視和不容異見的態度是由於他們是信教的教條主義者，並想以這種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