礎作用。特別是對後三者的基礎作用的認識許多是發前人所未發，堪稱創見。第三，辯證性。他堅持辯證地看待農業的基礎作用：既重視農業是工業的基礎，也重視工業對農業的領導作用；既重視農業是財政的基礎，也強調財政在農業方面的投資對農業的促進作用；既指出恢復與發展農業是搞活流通、發展中外經濟交流的基礎，又指出了搞活流通、發展外貿對農業的促進作用。
…
“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2）
…
在“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的思想指導下，三年經濟恢復時期，我國農村成功地實現了土地改革和農業恢復的目標。1952年，我國農業恢復到戰前農業的最高水平，糧食超過了戰前最高年產量的2800億斤，達到3278億斤。
…
農業和工業，國民經濟的一車兩輪（1）
…
從1953年開始，我國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培養技術人才，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和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正確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作用；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很容易出現對農業的輕視。為此，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指出，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不是說把一切力量都擺在重工業上，其他的都不搞了，農業不發展了，輕工業不發展了，那是不行的。他說，我們的交通運輸業不發達，輕工業不足，同時我們也是一個農業不足的國家。我國人口之多是世界第一。這樣多的人口要滿足他們的需要，首先需要的就是糧食。我們還要爭取一部分糧食出口，換回機器。中國拿什麼東西向兄弟國家甚至向資本主義國家換回機器呢？主要是農產品。在出口的六種東西中，就有五種是農產品（糧食、油籽、牲畜、土產、經濟作物）。糧食的生產跟不上需要的增長，這種情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會存在。因此，要用極大的力量注意發展農業。他要求地方黨委，特別是省以下的黨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業外，主要的力量都應放在農業方面。一年後，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農業的發展對於工業的發展有多方面的影響。許多工業特別是紡織業和食品工業的原料是由農業供給的。工業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糧食、油類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農業。工業所需要進口的機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農產品去交換。許多工業產品的主要市場是農村。”《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37頁。為此，他主張國家要用很大的力量在經濟方面、水利方面和技術方面幫助農業發展。
周恩來以上論述，從發展農業對發展工業、發展市場、發展對外貿易、保證全國人口的糧食等作用出發，分析了農業的基礎地位。這同他在經濟恢復時期提出的“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那時他是立足於經濟恢復來強調農業的基礎作用，這裡他是立足於國民經濟的發展來強調農業的制約作用。這裡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強調了發展農業、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對建立國家工業化的重大作用。40年後，我國進出口的產品構成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依靠出口農產品以換回工業機器與技術裝置已成為過去。然而，50年代和60年代，在我國工業建設的初始階段，不出口農產品就無法得到工業所急需的機器和技術裝置。怎樣才能保證一定數量的農產品的出口以滿足工業建設對機器、裝置的需要？除了全國人民的節衣縮食，最根本的途徑還是要發展農業、增加農產品總量。
但是，“一五”計劃時期，由於急於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再加上受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突出強調了工業化，農業的發展未能受到足夠的重視，對農業索取過多、投入過少。與經濟恢復時期相比，“一五”建設，我國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多少有些淡化。這對農業的增長也帶來不利影響。農業總產值指數如果以1952年為100， 1951年是86。8， 1950年是79。3， 1949年是67。4； 1953年是103。1， 1954年是106。6。可以說，經濟恢復時期，農業的恢復與發展速度是很高的；“一五”計劃的頭兩年農業增長速度相對的是降低了。
1956年2月，蘇共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