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法律、起草檔案、查閱卷宗、熟悉案情，進行著艱鉅而複雜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不久，她要在她自己這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她剛剛動筆，才飽蘸過幾筆春華秋實，她還有許多許多的東西還沒來得及畫，包括還沒來得及頒佈一套較完整的法律。肩頭的擔子是繁重的。大家不分晝夜地苦鑽攻關，並特地請曾擔任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等人作顧問，研究起草一個既合乎中國國情、又有國際慣例根據的《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第一稿的文字漸漸被刪改得所剩無幾。
在決定的起草過程中，周總理幾次聽取彙報，作了許多重要的指示。一位負責同志曾提出，蘇聯紅軍進入東北，沒收了日本在東北的資產和財務，同時向納粹德國提出賠償戰爭損失，建議在檔案中寫上要求日本政府賠款的條款。總理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長地說：“這個款，不要賠了。賠款還不是日本人民的錢，政府還能拿出錢來嗎？”周總理的深刻與遠大後來為歷史所證實。董必武和彭真曾多次對準備工作進行直接指導，強調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廖承志是“日本通”，曾兩次到臥佛寺給全體人員作報告，詳細介紹日本的歷史和現狀，幫助大家理解審判的意義和背景。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屆人大常委會第34次會議，專門列項透過了這個決定。決定對戰犯的處理提出了6項原則及其它有關規定，為審判提供了法律依據。
在此前一年的9月，偵查工作業已完成。經證實，這批戰犯犯有侵奪我國主權，策劃、推行侵略政策，進行特務間諜活動，製造細菌武器，施放毒氣，屠殺、抓捕、奴役和毒化我國人民，強姦婦女，大量掠奪我國的物資財富，毀滅城鎮鄉村，驅逐和平居民等罪行。僅以主要罪行的統計，在他們的主謀或參與下，燒燬和破壞房屋七萬八千多處又四萬多間；掠奪糧食三千七百多萬噸，煤炭二億二千二百萬噸，鋼鐵等金屬三千多萬噸；殺害和平居民及被俘人員八十五萬七千多人，製造了潘家戴莊、北疃、巴木東、三肇等30餘起重大慘案。這批戰犯殺害被俘人員的手段是極其殘忍的，住岡義一曾在太原賽馬場兩次把被俘的340餘名中國人當作訓練新兵的活靶，被一刀一刀活活扎死。有的戰犯殺死中國人，取出人肝和人腦吃掉。
每一個戰犯的手上都殘留著殺人的快感和餘悸。
白蘭花開的時候，審判的準備工作全部就緒。
鈴木啟久、藤田茂、長島勤、鵜野晉太郎、上坂勝、船木健次郎、佐佐真之助、榊原秀夫等8名戰犯，在亂刀子般的目光戳殺下，戰戰兢兢地走上被告席。
袁審判長以平靜的語調通知被告：“你們在庭審過程中，有權向證人和鑑定人發問，除辯護人為你們辯護外，你們還可以自己辯護。你們還有最後陳述的權利。”當時雖沒有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的組織法，給予了被告人充分的法律權利。於開庭前5日，便將《起訴書》副本及日文譯本送達被告人，辯護律師也同他們見了面。律師、翻譯都是一流的。
國家公訴人宣讀了《起訴書》，列舉了8名戰犯在中國犯下的堅決執行侵略戰爭政策，嚴重違反國際法準則和人道原則的罪行。
下午進行罪行調查，第一個被訊問的是藤田茂。
藤田茂在任師團長期間，訓示部下用活人作靶進行“試膽教練”，下令“俘虜殺掉算入戰果”，強迫和平居民“踏探地雷”等等，犯下多種罪行。當指控他在山西安邑縣的上段村殺害100餘名無辜村民的罪狀時，法庭傳召幸存者張葡萄出庭作證。張葡萄又像落回到那口井裡，她的身邊躺著她公公、婆婆、丈夫和年僅4歲的女兒的屍體。她也被打傷。她一手捂著永難癒合的傷口，一手伸向眼前的戰犯，這隻手痛苦地抓撓著，它抓疼了大廳裡所有人的心。白髮蒼蒼的老人啊，你的痛苦就是整個中國大地的痛苦。中國的天空顫慄著，這個夏季的大雨為你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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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下的審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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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後，藤田茂回憶起這一幕時說：“滿含憤怒對我的罪行進行控訴的張葡萄，是個滿頭白髮的老婆婆。她的姿態我今生到死也忘不了。這位老婆婆的一家大小全部被日軍殺光，她自己躲在井裡才得以倖免。她含淚控訴時的悲傷、憎恨、痛苦，一齊在臉上表露無遺。在憤怒到極點時，要奔過桌子這一邊來抓我，她內心的憤恨是多麼深刻啊！我終於認為我是侵略者。”所以，當時他深深地低下了頭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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