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等觀點。毛澤東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視為一場幾億人的偉大革命運動，在實踐中謀求一步到位，運用戰爭年代政治掛帥、書記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大搞“人海戰術”
，“拔白旗，插紅旗”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依靠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來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等等口號，成為一時風尚。毛澤東認為中國一窮二白是極大的好事（而不言經濟文化條件太差、起點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難）
，窮則思變，這是革命的天然基礎，認為中國的農民比西方的工人先進，他們之中蘊藏著一股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他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的作用。
然而，這個大運動僅僅沸騰了半年，問題便接踵而來：國民經濟各種比例失調，工業生產全面緊張，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氾濫成災，農村生產力和社會生活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現實和理想發生了明顯的衝突，迫使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不能不有所冷靜，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廬山會議前的這半年中，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的主題就是糾“左”
，整頓公社的所有制，對群眾退賠，修改一些過高的指標等等，以便解決繼續躍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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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的教訓３２
儘管經過三年困難時期，人民公社運動沒有按照原來的設想發展下去，可是這一社會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終是毛澤東所執著追求的。
“文革”之初發出的“五七指示”
，曾作為“建設新世界的五七道路”
：全國都要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都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
以此達到消滅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差別的理想社會。
（二）當時糾“左”
，神仙會階段提出的１８個問題，並不意味全黨上下已清醒地認識了產生“左”
的錯誤的思想根源。
毛澤東並未放棄對理想社會的執著追求，他將運動中的成績和錯誤做了慣用的形象比喻：九個指頭同一個指頭的關係（這也是當時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躍進”
、“人民公社”
看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不容許懷疑和反對；至於運動中有偏差和問題，則不必大驚小怪，是不可避免的，是前進中的困難，不斷糾正就是了。如認為公社已整頓得差不多（還要保留公共食堂）
，工業再調整一下指標之類，而最關緊要的是，勁可鼓而不可洩，“三面紅旗”決不允許懷疑，這樣，形勢就會很快好轉起來。毛澤東的認識，也是黨內大多數高階幹部的共同認識。當時，有誰不願意儘快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呢？有誰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呢？當然，也有部分同志在嚴峻的事實面前比較冷靜，對黨內普遍滋長的“左”傾思想憂心忡忡，因此，對糾“左”的認識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這就是“彭黃張周及其追隨者”
，以及後來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廬山會議上，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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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廬山會議的教訓
懷上書言事，對總路線和“大躍進”還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見，主要將錯誤出現的原因，歸結為領導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有問題，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背離了“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
，應該從指導思想上糾正“左”的東西。彭德懷尤其張聞天對“左”的錯誤的性質和程度的認識，比毛澤東深化了一層，就被認定為懷疑“三面紅旗”
，當然不能容忍。
毛澤東當時說得明白：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廬山會議也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嚆矢。
（三）廬山會議的嚴重政治後果，首先表現為“階級鬥爭”理論的升級。毛澤東發動了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並對這場錯誤批判進行了理論概括：“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