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彌補的令人痛心的損失。
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錯誤是耽誤了十年人才的培養。我們無論如何不要忘記這個教訓。”
４。
關於民主和法制問題。從歷史上考察，毛澤東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表示過重視民主的意思。井岡山時期，尤其是在１９２９年有名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提出了在軍事建設上堅持貫徹民主精神。延安時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為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制度”
的新中國而奮鬥；發動整風運動，也採用了發揚民主，以統一黨內思想的提法。他歷來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成”。從在野的地位變成了執政的地位之後，他就不像民主革命時期那樣強調民主問題了，更從不提及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
１９５７年７月，他曾希望透過整風反右，達到這樣的目標：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①可是隨著而來的大
①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４５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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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大擴大化了的反右派鬥爭，這個美好的願望就一直擱下來了，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親手造成了與此目標完全對立的政治局面。我們的黨章和憲法都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對於有著同一信念、同一奮鬥目標，而且每個成員都是自願宣誓加入的黨來說，實行民主集中制是天經地義的。對於由具有不同信念的人組成的社會來說，民主集中制的適用性就值得考慮了。而且，毛對這個原則的解釋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點是少數服從多數，這既包括民主又包括集中，但集中是應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的，並非高於民主的東西。可是，人們常認為民主和集中是一對矛盾，而在革命年代到建設時期幾十年的實踐過程中，集中日益脫離民主而存在，首長負責制變為個人集權制，一言堂、一錘定音、鴉雀無聲等等，成為生活的常態，“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最後蛻變為個人獨斷專行。當然，長期嚴酷的戰爭環境與淵源久遠的封建社會傳統意識的影響，不能不說是難以充分貫徹民主制度的客觀原因。
延安整風時，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在組織上也賦予毛澤東以最後決策權：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推定他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時，同時規定：“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①這種規定自然同黨內幾十年的曲折發展有關，當年無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由於預見到革命鬥爭複雜而艱鉅的形勢，中央其他領導人基於對毛澤東的信服，認為必要時他可以作決斷。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後，開
①《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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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３２３
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種個人決斷之權，應當說，在客觀上已失去其必要性。上述過渡時期總路線確定前後，有關三大改造尤其是農村合作化道路問題，直到１９５６年批“小腳女人”走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都存在過原則性的不同看法，可是這種不同意見並沒有很好展開民主討論，而是由毛個人作出決定，或者只是一個批示，全黨就習慣地一致執行了。
從黨同國家政權關係這個大範圍說，黨政不分，一元化領導，在戰爭環境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可是這種經驗用之於執政黨領導建設的時期，也就不盡妥當了。隨著強調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矛盾為主要矛盾、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沒有解決，在處理民主與集中、民主與專政的關係時，毛澤東逐漸習慣於集中與專政。他認為“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起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
①
“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幹什麼事情。”
②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實質上類似儒家的民本思想（這屬於儒家學說中有價值的遺產之一）
：如“便民”
、“利民”
、“為民作主”
、“民貴君輕”等，這些同權力歸屬的民主，其實並不相干。毛晚年很欣賞“大民主”
，這並不是表示他對民主感興趣，而是說明他對法制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