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錯誤思想初探９１３
全會，毛又重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１９６３年開展的對修正主義的公開批判，加劇了對待知識、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愈來愈嚴重的“左”的錯誤，突出表現在對文藝和教育的估計上。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相繼作出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對解放後的教育制度質疑，提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號召“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於是批文藝“黑八論”
，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浪潮迭起。從批《武訓傳》開始，一直到開啟“文化大革命”缺口的批《海瑞罷官》，這種一以貫之的文化批判，實際是為政治批判揭開序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才公開宣稱：這“實質上是一場政治大革命”
，為了社會主義建設順利前進，必須進行這場“社會主義的”政治大革命，以“掃除一切牛鬼蛇神”。當“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千百萬群眾“奮起”
，許多群眾創造的“新鮮事物”層出不窮之時，毛澤東似乎越來越鄙薄知識和知識分子了。他曾多次講到這一類的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專家往往是落後的、沒有學問的、無創造性的；對科學技術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對科學技術的神秘觀念，破除對專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貶低知識和讀書人。如說：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兩個，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是比較好的皇帝；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事，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一個大學生，劉邦是一個大草包。書是要讀，讀多了，害死人。毛澤東一生都關心農民和關注農民問題。他只講過一句“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這也是就農業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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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３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的困難而言，但他並未採取過實際步驟。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養，而是發揚平均主義、唯上命是從的品質。他對農民的革命性總是估計過高。一直鼓勵知識分子甚至工人、幹部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認為這種“勞動化”
，才有助於洗心革面，脫胎換骨，改造世界觀。他對知識及其載體知識分子，都打上資產階級的烙印。認為知識分子不勞動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農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穩立場。
“大躍進”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文革”中更是讓知識青年統統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知識分子確實有一個接受勞動鍛鍊的問題。
從當時的提法看，所謂勞動主要是指體力勞動，一般並不把腦力勞動包括在內。幹部參加勞動的制度，是過去戰爭年代的好傳統。但凡事過猶不及，問題是如何結合今天的實際予以貫徹。如果將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倒置，認為唯有體力勞動最為可貴，只有體力勞動創造價值，這就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且是相對立的了。
對中國知識分子屬性的分析，毛澤東晚年更是走向極端。
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後，如前所述，他仍然堅持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１９５８年，他評斷國內階級情況時所作分析的結論是：兩個勞動階級、兩個剝削階級。其中，第二個剝削階級就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他始終將知識分子視為異己的力量，視為所謂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徹底革命的物件。因此，全國解放以後，頻繁發動針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鬥爭，從黨內到黨外，從老一代到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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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１２３
各行各業，無日得寧。在他的心目中，電影、戲劇、小說、史學、哲學、理論、經濟、軍事無不存在兩條路線鬥爭，都可以被利用影射反黨，直到李秀成也難以倖免，最後宋江成了代表“投降派”的靶子。
“文革”時，毛澤東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呵，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統治。
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裡開刀。“
十年動亂中，四人幫據此得以肆意踐踏教育、科學、文化事業，對知識分子進行殘酷的迫害，造成無比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