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結果將促進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
《民報》第四期的一篇文章說：“革命軍不成功則已，苟其奏效，則以中國人口之漲滿，物產之豐繁，而其富強豈不可計日而待耶？既富強矣，則資本家由是膨脹，而壟斷政策於以橫施焉。”這個作者馮自由和當時其他許多革命者一樣，看來是認為，資本家的“膨脹”既有好處，又有壞處。好處是國家的富強，壞處是“大多數之人民遂不得不罹於富豪之無形專制”。
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當時已經從西方的經驗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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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制度並不是至善盡美的。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產生尖銳的階級矛盾，引起許多社會問題，以至引起新的革命。孫中山１９０５年說：“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
（《〈民報〉發刊詞》）
對於西方國家的這種經驗採取什麼態度，成為中國革命家所面臨的問題。
章太炎在１９０７年的《討滿洲檄》中說，他很擔心講新學的人“震於泰西文明之名，勸工行商，汗漫無制，乃使豪強兼併，細民無食，以成他日之社會革命”。他的意思是，為了避免“他日之社會革命”
，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後塵，發展工商業，發展資本主義。這是反映了保守的小生產者、小業主的觀點。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多數革命黨人提出了另一種觀點：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革命的必然趨勢，但可以及早實行社會主義，或稱民生主義，以預防資本主義的禍害，避免下一次的革命。
孫中山提出的民生主義，當時是被看作社會主義的同意語的。
孫中山在１９０６年的《〈民報〉創刊週年慶祝紀念大會的演說》中說：“中國今日如果實行民生主義，總較歐美容易得許多。因為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他表示不贊成“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的說法，而認為“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
這所謂“文明進步”就是指資本主義的發展。他說：“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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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
這也就是他在《〈民報〉發刊詞》中所說，“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意思。
孫中山賦予民生主義的內容是“平均地權”
，而據當時所作的解釋，這就是透過收買的方法使土地成為國有。但其實無論“耕者有其田”也好，由資產階級國家實行土地國有也好，都是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開闢道路，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不是社會主義。孫中山當時認為，“歐美為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
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這是誤解。他說：”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加增，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卻不能照前一樣。比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為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那地價一定跟著文明日日漲高的。“這是說，在革命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地價將高漲。
但是，改變土地制度使地主不能因地價高漲而得暴利，這並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更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以為用資產階級的方法解決土地問題，就能消弭資本主義的禍害，預防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違反歷史實際的。這種論據只是使他們更加理直氣壯地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而進行革命。
立憲派的梁啟超十分反對孫中山所講的社會革命。他在同《民報》進行論戰中，有專文討論“社會革命果為今日中國所必要乎”
，他的答覆是不必行，也不可行。他說：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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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胡繩文集
擔心的是“他國資本勢力充滿於我國中”
，“我中國今日欲解決此至危極險之問題，惟有獎勵資本家，使舉其所貯蓄者，結合焉，而採百餘年來西人所發明之新生產方法以從事於生產，國家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