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而保護之，使其事業可以發達以與外抗”。
他還批評以為土地國有就是社會主義之說，這是“未識社會主義之為何物也”。
梁啟超在發這些議論時，雖然對社會主義是什麼說了一些近似準確的話，但是應該看到，他和革命派之間的分歧的實質並不是要不要實行“社會革命”的問題。
革命派和立憲派都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在這點上他們是一致的。他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一派要透過推翻清皇朝的民主革命造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一派是主張儲存以清朝皇帝為首的國家，指望它獎勵資本家，獎勵資本主義的發展。
中國要學習西方，發展工業，這在辛亥革命時期已經不是一個新問題了。
從１９世紀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外國資本在中國辦工廠的還很少，這是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一個好時機。在這時期的後半期，私人投資於新式工業的開始增多，但是這時期的工業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壟斷。（這就是所謂“洋務運動”。但“洋務”當時所指不只是辦工業，而稱封建官僚辦工業為“洋務運動”也不足以表明其本質）封建官僚主要使用國家撥款作為資金，完全因襲官僚衙門的舊習氣、日作風來辦新式企業。這些企業多半連年虧損，有的終於為外國資本侵入或竟受其支配。在“官督商辦”的企業中，吃虧的都是商人，使私人投資者望而卻步。封建國家、封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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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和壟斷，從各個方面起了阻滯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
為反對這種控制和壟斷，出現了讓私人資本自由創辦企業的呼聲。戊戌維新運動代表這種呼聲，主張國家鼓勵商辦鐵路、礦務和各種實業，獎勵民間工藝技術上的發明。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是經過１９００年的事變後的清朝政府形式上實行了這個主張。這時，外國資本已經深深侵入中國的工礦、交通各部門。國庫空虛的清朝政府再無力量投資經營企業，它實行所謂鐵路國有，其實是借用外資，把路權讓給外國。
在革命浪潮衝擊下，清朝政府為了拉攏上層資產階級，頒佈了獎勵私人資本的辦法，那就是，對投資辦企業的商人，按照投資數量的多寡給以不同的官銜，但實際上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措施是一點也沒有的。
指望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堅持封建統治制度的政府，認真有效地實行獎勵和保護民族工商業，事實上是不能實現的。
這就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黨人認為只有經過革命才能發展民族工商業的歷史背景。這種認識在原則上是正確的。
考察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工業化問題，不可不區別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和中國沉淪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相聯絡著的工業化道路，另一條道路是和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相聯絡著的工業化道路。
走前一條道路，可以發展一點工業，但絕不能使中國真正工業化，絕不能解決中國問題。以為有了工業，獨立和民主問題自然就能解決，是不合乎歷史實際的。歷史實際證明的是，要有真正的工業化，就必須先解決獨立和民主問題，也就必須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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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胡繩文集
人們會說，辛亥革命並沒有促成中國工業的發展。這當然是事實。
１９１２年孫中山在解除臨時大總統之職後的幾個月內，在上海、廣州等地發表多次演講。他表示，以後將致力於辦實業，而首先是修鐵路（１０年內修鐵路２０萬里）
，並且認為，以後中國資本主義將有一個大的發展，而且由於實行他的“民生主義”主張，人民將不會受到資本主義的災害。他說：“中華之弱由於民貧。
餘觀列強致富之原在於實業。
今共和初成，興實業為救貧之藥劑，為當今最重要之政策“。他說：”中華民國成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
他預言：“以後工商發達，土地騰貴，勢所必至。
中國數十年後，應造成數十上海“。
“十年以後，必有十萬人以上之大資本家。此時杜漸防微，唯有提倡國家社會主義”。
他這時所說的民生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主旨仍是“平均地權”
，即土地收歸國有。他說：“地權既平，資本家必舍土地投資業以從事工商，則社會將有無窮之希望”。
客觀的現實使孫中山不能不迅速放棄這些帶有幻想性質的預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