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入伍不久的男小鬼，約有十五六歲，在醫院做“護士”工作（其實只不過是做些日常的勤雜工作）。對於醫務知識還絲毫不懂，在這種萬般無奈的緊急情況下，由同屋剛做了媽媽們的指點，就依靠他幫著把早產的孩子接了下來。然而據說生下來就是死嬰。他很快就把這個不足月的男嬰埋在山腳下了。幸而那時我還年輕，又是頭胎，處在緊張的戰爭情況下，也就顧不了許多。早產後，在這極其惡劣的條件下，我除了一身穿著的單軍裝外，什麼也沒有準備。也就只能囫圇個的睡在五六寸厚的穀草上。八天後，由於情況緊急，當要轉移離開這裡時，扒開炕上的穀草一看。才發現一塊直徑二尺大小的血餅鋪在那裡，因時間緊迫，沒有來得及收拾乾淨就上路了！到了新宿營地，剛剛安定下來，胃裡又鬧起“革命”來，咕咕直叫。眼睛也開始冒金星。由於全屋同志們的關照，叫“護士”給我做了一碗玉米糊糊吃。到正式開飯時，又叫我吃了一碗。在當時，由於敵人的破壞，部隊的供應難於及時的徵集。每人每頓定量只有一碗玉米糊糊。我卻破例地被允許多吃了一碗。從此以後的幾天裡，我每頓都是被照顧的吃兩碗。雖說如此，“飢慌”仍是時時的困擾著我。同屋裡的產婦們，更都是在餓著肚子啊！她們的嬰兒整天像池塘裡的青蛙，大、小、高、低、粗細不同的聲調，有節奏地哭叫著，要求能得到足夠的奶吃，但媽媽們乾癟的乳房裡哪來的足夠的奶汁呢！媽媽們只有用白開水一滴一滴送進他（她）們一個個張得圓圓的小嘴裡。滴時不哭，不滴時就又叫起來。大人、孩子都餓成這個樣子，我哪能再開口要求增加呢？只有忍耐著。這時才真正親身體會到勒緊褲腰帶的必要性。不久，我的愛人郭筠來看我。帶來了二斤白麵，一斤牛肉，一小包鹽——這是火線劇社從每人每天三錢油，三錢鹽的伙食中給我攢下來慰問我的。同屋的同志都參加議論如何享用這好久不見面的細糧牛肉。“包餃子！”大家七手八腳，剁餡的剁餡，和麵的和麵。不一會兒，餃子就下了鍋。全屋的同志們都嚐到了蘿蔔絲牛肉餡餃子。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過年了！過年了！”高興得有說有笑，似乎連剛生下來不到一個月的孩子，也發出了咯咯的笑聲。郭筠來看剛生產的妻子，怎麼連在農村是最普通的產婦食品——雞蛋都拿不出呢？當時，在路西，雞蛋是“高檔”營養品。當年任軍分割槽司令員的楊成武，看到一位譯電員病得厲害，“慎重地考慮了一下，然後掏出筆來，批了個條。”讓供給處給一些雞蛋。要是在冀中，儘管“五一”大“掃蕩”後百姓生活也很苦，但產婦不論好孬還是不會穿身單衣受冷，吃不飽飯。想吃個雞蛋，也還不至於要司令員批條子。
物質生活上的苦，再苦也能忍受，誰幹八路軍也不是為了享福來了。再說，人人都有兩隻手，可以自己生產，保證供給，人人手中都有槍，沒有吃，沒有穿，可以向鬼子要。再說這精神上的苦：冀中部隊和幹部到了路西后，因為冀中一時回不去，自然要改變隸屬關係或重新分配工作。少數人返回冀中開展鬥爭，部分人在當地學習，部分人併入路西單位，還有一些人去了延安。這和我們今天一家企業暫時倒閉，人員需要重新安排的道理是一樣的。這個過程，恐怕不是人人那麼愉快的吧。吳西回憶說：“這是一個巨大的組織變動。當時流行一種說法：迴路東堅持鬥爭的是‘咬牙幹部’，到教導團學習的是‘反攻幹部’，到延安去學習的是‘建國幹部’。咬牙堅持雖然艱險，但在冀中平原鬥爭烈火中鍛鍊成長的幹部都願意返回路東，為保衛家鄉貢獻自己的力量。到冀中教導團學習也比較好動員，一則是學習提高的機會，二則仍是冀中軍區的建制，畢業以後還是要打回冀中去的。劃歸四分割槽的三個團，變換了隸屬關係，對山區生活、作戰都不習慣，特別是脫離了冀中的建制，這是幹部、戰士始料不及的，因而思想上顧慮得較多。”吳西老人只是說，當時人沒想到會這樣，思想上顧慮較多。一位當時在連裡工作的同志，則沒有這麼含蓄了，說部隊從平原到了山區，原來走的是平原，如今走的是山道，原來專門打仗，如今又打仗又生產，生產比打仗多，“許多同志思想轉不過彎，爬山罵石頭磨鞋，開荒罵钁頭磨手。幹部管理不耐心，官兵關係不融洽。”總之，是心裡沒好氣。離開了冀中，離開了家鄉，每天吃的是黑豆，乾的是農活，回來往炕上一躺直嘆氣，部隊又轉屬到別的軍區，心裡有些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那些被抽出來返回路東——冀中工作的人，不論是幹部還是戰士，當然精神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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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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