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或許要問，冀中的部隊，在“五一”大“掃蕩”後，為什麼沒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聶榮臻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關於冀中主力部隊撤離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在敵人重兵壓境，大部隊活動困難的情況下，為了儲存主力，暫時離開冀中，轉移到山地或是毗鄰地區，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這是完全必要的，許可的。但是，拉起部隊走了，沒有及時返回去，則是不對的。敵人大規模“掃蕩”冀中，部隊為什麼不可以轉到冀南活動？冀南同冀中緊緊連在一起，宋任窮同志一直在那裡堅持。那時，日本侵略軍還沒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區周圍都有依靠，把幾個團撤向冀南，活動餘地很大，兜個圈子再返回來，有什麼不可以呢？要知道，敵人進行一次大“掃蕩”，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隊，需要作一系列的準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它剛陷在冀中，不可能馬上騰出手來，再對冀南搞這樣一次大的‘掃蕩’。待敵情變得對我們有利的時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嘛！實際上，冀中部隊撤離之後，敵人的大部分兵力也很快撤了。我們走了，敵人也走了，問題是我們沒有再及時返回去。我們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況下，覺得還可以堅持平原游擊戰，而在嚴重的形勢下，就感到堅持平原不可能了。這次撤退，冀中三縱隊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東移西轉，後來從晉東南轉到晉西北去，部隊減員不少。
一些冀中的老人也嘆氣道：“唉，不該回去的時候回去了，該回去的時候又沒回去。”所謂“不該回去的時候回去了”，是指1942年5月下旬，敵人偽裝撤兵時，一些主力部隊返回了中心區；所謂“該回去的時候又沒回去”，就是指聶榮臻所說的：“我們走了，敵人也走了，問題是我們沒有再及時返回去。”
其實，冀中的領導何嘗不願意打回去？“五一”大“打蕩”過後，每一位從路東到路西的人，按照組織原則，都要彙報自己這一段時間的經歷、表現。有的還要寫成詳細的文字材料：哪一天在什麼地方？看到些什麼？碰上什麼人？等等，都要一一寫明。有的老人說，“當時也是真老實，連違反了群眾紀律，實在忍不住摘老鄉個瓜吃，都寫上了。”據說，寫成的材料多得用麻袋裝，透過口頭彙報和書面彙報，冀中區領導人還是很瞭解“五一”大“掃蕩”後冀中的實際情況的。
1942年秋、冬，冀中領導機關派得力幹部，潛回冀中，進行專項調查。如派原《冀中導報》報社副社長朱子強回冀中調查兩面政權的情況，派作戰科韓夏東回冀中調查地道鬥爭情況。9月中旬，呂正操還電令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讓他派部隊回冀中偵察情況，看能否站住腳。馬本齋遂派排長白振武率20餘人組成的武工隊返回冀中，結果證實部隊回去堅持鬥爭有困難，站不住腳。所以有些老人說：“五一”大“掃蕩”後，冀中的客觀環境，是不允許主力部隊回去的。這種觀點，也不是一點根據沒有的。
從敵情看，“冀中平原根據地，在敵‘五一’大‘掃蕩’後的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堅持鬥爭的最困難時期。”“直到1943年6月底，鬥爭形勢依然是嚴峻、殘酷的。1943年6月底前，敵人修的點碉密度達到頂點。冀中全區有點碉1753個。”“村政權大部分仍資敵，還有一部分對敵我雙方都供應的‘兩面政權’，不供應敵人的村政權極少。”依仗著重兵壓境和堡壘林立，“五一”大“掃蕩”後日本人非常猖狂，幾十個人，幾個人甚至單個人都敢到處亂竄。日軍獨立混成第9旅團參謀岡本孝行大佐在談到“冀中作戰後的狀況”時說：旅團最初進駐時，在警備區內，如果沒有一個步兵中隊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動；而經過剔抉周之後，到12月份，不帶警衛人員也能隨時外出視察了。
冀中平原上的八路軍武工隊
這麼幾個、幾十個鬼子，為什麼就不能打一打呢？“五一”大“掃蕩”後沒有離開冀中，一直在當地堅持鬥爭的七分割槽參謀長蘇錦章老人說：“本來，打擊分散外出‘清剿’之敵並不困難，但是，退出戰鬥和轉移時，卻易於被敵人利用碉堡體系前堵後追，四面受敵，而受到損失。因此，如何解決我軍打與走的矛盾，即成為我軍儲存自己，打擊敵人的迫切問題。不但如此，敵人以燒殺手段實行‘民匪分離’的政策，致使群眾較普遍違心地產生了不願讓我軍住房，和不願讓我軍在其本村打仗的現象（特別是怕我軍‘捅馬蜂窩’），打與群眾的暫時利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不顧群眾和兩面政權人員的情緒，仍然機械地按照戰爭的一般原則去辦，就會脫離他們，陷自己於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