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包圍在大合擊圈裡，但已經跑散了。最後和我在一起的只有演員張洪同志（深澤縣棗營村人）。我和張洪一起分析，敵人把這麼多人都包圍在這裡，不可能都帶走，必然要從中挑選，而我們這樣的年輕人肯定是被抓走的物件。因此我們兩人決定，不顧敵人的機槍掃射，拼命也要往外跑，寧死不能被敵人抓住。安平、束鹿我們不熟悉，就往熟悉的深澤境內跑。跑了一段，看到南面有敵人的馬隊跑過來了，西面有敵人的步兵從杜家莊東口出來，分為兩股，一股往東南，一股往東北，成為一個鉗形，以繼續緊縮包圍圈。敵人從飛機上打下來的機槍子彈，像雨點一樣落在我們身邊，把地上的土打得“噗噗”地冒煙。我們看準了機會，敵人的馬隊還沒跑到我們跟前，從杜家莊出來的兩股敵人的尾巴都已出了村，這正是個空當，我們飛快地從一個交通溝裡跑進了杜家莊村裡，算是跳出了敵人合擊圈。事後聽說，被包圍在合擊圈裡的人們，很多被敵人帶到安平縣角邱村去了。
其實，杜敬他們此時並沒有跑出敵人的大合圍圈，敵人“拉網掃蕩”是多層次的，這一波過去了，不久可能又有一波過來，有時“掃蕩”
完這一片，回過頭來又“掃蕩”一次，有時是一隊人馬成東西向拉開，在野地裡趟上一遍，同時另一隊人馬成南北向拉開在野地裡趟一上遍，好像梳頭一樣，叫“梳籠式掃蕩”。
因而，他們還得接著跑。杜敬回憶說：我和張洪在杜家莊沒有住腳，繼續往西北方向走。每經過一個村，都看到敵人“掃蕩”
過後的悽慘景象。街上冷冷清清，因為絕大部分人都被敵人“拉網”拉走了，只剩下一些跑不動的老人，在街上哭哭啼啼，有的是家裡人被敵人打死了，有的是親人被敵人抓走了，有的家裡房子被燒了。
我們是黎明時分聽到敵情後跑出來的，這時已到了下午，大半天還沒吃飯，肚子早餓了。
走到一個村，想起我在縣文建會工作時認識這村的文建會主任，於是到了他家，想找點東西吃。這家人不是地主，就是富農。因為只有這樣的人家，才供得起子弟讀點書。所以那時的村文建會主任多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在鄉知識分子。我們進了他家的大門，正好看見那位主任從二門裡出來，我們說明來意後，這位過去見了面總是很熱情的老熟人出乎我的意料，很冷淡地支吾了兩句就進去了。我們等了一會兒不見他出來，估計是從這個深宅大院的後門或旁門溜走了。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環境變了，人也跟著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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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月11日至15日，“拉大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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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又往前走，到了周家莊，張洪的姐姐家在這村。家裡沒人，我們掀開夾道里的鍋，鍋裡有剩高粱麵餅子。正吃著，張洪的姐姐哭哭啼啼地回家來了，原來她父親被敵人打死了。她要張洪和她一起料理後事。張洪有些猶豫。因為我們估計，敵人從滹沱河往南拉了一次網，把絕大部分人拉走了，回來時還會由南往北再拉一次。所以我們今天必須到滹沱河北去，才能躲過敵人。張洪要跟我一起去，但出村不遠，畢竟出於父子之情，又回去了。
傍晚，我走到馬鋪村西，想從這裡過河。河水很淺，挽一挽褲腿就可過去。但敵人已經把河封鎖了，在河北岸，每隔一段就點起一堆火，並有騎兵來回巡邏。我蹲在河南岸的一棵樹下，觀察了一會兒，摸清了敵人騎兵來回巡邏一趟所需要的時間，看準一個空子，就很快趟過河去了。一到北岸，遇見一個穿破衣服的老頭，一看就是個老貧農。他看出我是個革命工作人員，立即十分關切地對我說：“唉呀！同志啊，你這會子過河多危險呀，敵人的馬隊剛過去。”我說：“我看見了，正是趁這個空子過來的。”那位老貧農急忙把我領進一個小交通溝，讓我在五千村邊上往北走。越過了敵人的封鎖線，天也黑了下來，才算比較安全了。
杜敬他們，畢竟是本地人，又是男人，地方熟，有主見，拼死拼活，總算闖了出來。如果是外鄉人，又是女性，恐怕就更難了，當年在冀中軍區火線劇社工作的劉燕瑾女士，在赴外地拍電視劇前夕，抽時間接受了採訪。
以下據採訪劉燕瑾記錄。
劉：在“五一”大“掃蕩”時，我們火線劇社都分成若干小組，分頭行動。我是跟指導員解傑在一組。那天晚上一夜走了一百多里，想著已經跳出敵人的合擊圈了，進村找飯吃。沒想到正鑽到敵人包圍圈裡來了。跟著老百姓往村外跑吧，一跑跑散了，就剩我和丁冬在一起，到了村外，就看見日本騎兵在兜圈子，圈子越兜越小，就把人全圍在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