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河，在侯馬上車到大同集中，再轉至懷來，蔚縣，決不走平漢路”，（39）把八路軍三個師都放在山西，以便於統一領導，相互策應，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測。
為了落實八路軍進入山西作戰的事宜，九月初，毛澤東派周恩來和彭德懷一起到太原同閻錫山當面商談，可見他對這次行動的極度重視。
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八路軍開入山西后的作戰區域問題。這就像下棋一樣，開始時的佈局是否恰當，對以後局勢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八月初曾考慮八路軍出師後集中部署在以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但當八路軍開赴出西時，華北局勢已發生變化。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強大的鉗形攻勢：在北路，沿平綏鐵路西進，在攻佔張家口後折而南下，已於九月十三日佔領晉北重鎮大同；在東路，沿正太鐵路向西推進；準備兩路會合，奪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設想行動，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可能使八路軍的全部主力陷於日軍的鉗形包圍圈內，這當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看清山西戰局可能發生的這種重大變化，及時改變原定部署，要求將八路軍的三個師分別部署在晉東北、晉西北、晉南，再圖發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電正率領八路軍總部準備東渡黃河的朱德、任弼時提出：“擬以百十五師位於晉東北，以五臺為活動重心，暫時在靈丘、淶源，不利時逐漸南移，改以太行山脈為活動區。以百二十師位於晉西北，以管涔山脈及呂梁山脈之北部為活動地區。以百二十九師位於晉南以太嶽山脈為活動地區。”（40）這幾個地區，後來成為八路軍在山西敵後堅持抗戰的主要支撐點。
第二天，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對改變部署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此時如依原計劃執行，將全部處於敵之戰略大迂迴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迴中（設想敵佔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地位。”（41）兩天後他又提醒：“敵於太原，志在必得，此時部署應遠看一步。”（42）
在八路軍出師後不到半個月內，毛澤東根據局勢的發展，及時調整了八路軍作戰區域的部署，這對八路軍實行戰略展開，合理佈局，建立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產生了極為深遠的意義。
八路軍開赴前線後，毛澤東關心的另一個焦點是：部隊在實戰中能不能堅定不移地執行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
實行這樣重大的戰略轉變，是很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紅軍在十年內戰後期已習慣於正規軍和運動戰，一時不容易改變過來；還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後，不少人十分興奮，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鉅性認識不足，急於想打一些大仗。聶榮臻回憶道：“在洛川會議上討論作戰方針時，曾出現過不贊同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他（引者注：指毛澤東）擔心部隊挺進前線後，一些同志蠻幹。”（43）毛澤東還擔心：“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志對於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的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捱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44）
對關鍵性問題，毛澤東歷來是緊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連五次致電前方，提醒他們要以最大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他強調：“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懷“對於個別同志不妥當的觀點，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電周恩來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楊尚昆，明確提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應環繞於游擊戰爭。他指出：“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需負嚴重的責任。”（46）
為了堅持敵後的游擊戰爭，毛澤東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必須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如果游擊戰爭只是單純的軍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