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黨的企圖，國民黨對於紅軍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對於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提出的‘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計劃，國民黨對共產黨幹部所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某些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以章乃器為代表），等等情況。”
“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鬥爭的生活不願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生，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生，等等情況。”（35）
由於存在著這兩方面的嚴重的情況，他認為，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民族的和階級的投降主義。否則，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軍隊就可能被國民黨吸引過去，被溶化或消滅掉，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途也會被葬送掉。
由於大敵當前，放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面前的最緊迫的現實課題，還是紅軍迅速完成改編，開赴抗日戰爭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會議的前一天，蔣介石正式發表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二十五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釋出命令，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九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第一二○師，第一二九師。命令指出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揚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
為了在組織上確保中國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前方軍分會（後稱華北軍分會），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九人組成。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十月十日，中共中央軍委又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毛澤東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由洛川回到延安。
這時，紅軍主力師已改編完畢，從九月二日起，陸續從山西開赴華北前線。
同日本軍隊作戰，對八路軍來說，是一次新的嚴峻考驗。紅軍雖然已有十年內戰的經驗，但從來沒有同具有現代軍事裝備的帝國主義國家軍隊交過手。八路軍的作戰方針雖已在洛川會議上確定下來，但還需要在實戰中充實、檢驗和完善。八路軍出動到華北作戰的情況如何，不僅關係到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且關係到抗日戰爭能否取得勝利。因此，洛川會議結束後的兩個多月裡，毛澤東幾乎以全部精力指導八路軍在華北的作戰。
取道山西開赴抗日前線，是毛澤東在八月中旬已經確定下來的。為什麼先開入山西？毛澤東有幾方面的考慮：第一，山西是八路軍開赴前線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臨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牽制華北日軍的行進。憑藉山西寬闊、險峻而複雜的地形，不僅有利於阻滯日軍機械化部隊的前進，而且有利於八路軍開展山地游擊戰，消滅敵人。正如任弼時所說：“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敵人的長處，恰又補足我們的短處，便利於我們的防守，持久鬥爭與打擊敵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實力派首領閻錫山的統治地區。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之間既有聯絡，又有錯綜複雜的矛盾。日本侵略軍攻陷平津後向山西大舉進攻，嚴重威脅了他在山西的統治地位。蔣介石的軍隊開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盤將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想拉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做他的暫時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黨員薄一波等經北方局同意同閻錫山建立了聯絡。七七事變後，閻錫山又答應毛澤東向他提出的建立公開的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要求，並且同意八路軍經山西開赴前線。第三，當時國民黨企圖將八路軍“分割”使用，規定八路軍以兩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蒲路到代縣附近下車，開往蔚縣一帶集中。另外一個師沿隴海鐵路轉平漢鐵路到河北徐水下車，開往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開展游擊戰爭。毛澤東敏銳地察覺：這樣做，是“分路出動，使不集中，強使聽命”（37），“包含著極大陰謀，決不能認為有利，堅決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紅軍為安全計，為廕庇計，為滿足晉綏渴望計，決走韓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