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不致進一步惡化，但這些希望都落了空。華北事變的發展，特別是日本導演的“華北自治運動”的出臺，把南京政府逼到幾乎無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開始考慮大幅度調整它的對日政策。
國內的局勢發展得很快，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七月底決定，由毛澤東負責對東北軍和整個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等問題的報告和結論。報告中說：蔣介石對日的基本方針，在戰略上沒有變，但他準備開國防會議，實行區域性的對日作戰，戰術是變了；戰術既大變，將來有可能影響他們戰略的動搖。報告說：我們三月提出談判的五條原則後，他們在五月答覆時提出四項辦法〔注：（一）歡迎共方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二）共方武裝參加抗戰待遇同中央軍；（三）共方有何意見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四）共方可選擇一些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⒃〕。從這可以看出蔣介石有動搖的可能。他們五屆二中全會來信對談判又提出新的四條〔注：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稱這四條是：“（一）尊奉三民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這新四條同五月的四項辦法有些變化，現在是著重統一，對紅軍開赴綏遠抗日沒有提。“我們願意和南京談判，現在還是繼續這個方針。”從蔣介石的態度來看：“現在總方針變了，現在是鞏固他的統治。從前和我們無往來，現在有些改變了，現在他也來談統一戰線，他可能改成國防政府，但要他統一指揮，使群眾對他改變態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這一民族運動，不願站在敵對地位。”我們應當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為要達到真正的抗日，必須要經過這樣中間的過程，我們可以和他談判。“我們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⒄毛澤東還在結論中提出：蔣介石總是說先統一後抗日，我們是要他先給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樣程度，才同他講統一。“我們又要抗日，又要統一。”“‘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現在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同時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⒅
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確定以國民黨、蔣介石作為今後談判的主要對手，決定發表公開宣言和秘密檔案。這次會議標誌著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過渡的結束，決定了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
會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了這次政治局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口號，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後兵政策”等。⒆
會議決定發表的“公開宣言”，就是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它敘述了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主張，嚴肅地批評國民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和它造成祖國大片河山淪喪的嚴重後果，同時也肯定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有了若干進步”，但仍不能滿足全國人民強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國滅族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再一次向國民黨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它在最後明確提出“國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議：“關鍵現在是在貴黨的手中”；“至於我們方面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⒇
會議決定在黨內所發的“秘密檔案”，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我們目前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