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並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將粵、桂軍改稱“抗日救國軍”，出兵湖南，被稱為兩廣事變。毛澤東在六月八日向《紅色中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西南抗日反蔣的軍事行動，客觀上是革命的與進步的行動。雖然這中間還不免有個別分子夾雜有權位、地盤等不正當的動機。”⑦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時局發展到新的階段”：日軍入侵華北，國民黨中央勢力退出華北，中國內部整個起了很大變化。“我們說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⑧
紅軍東征回師後，毛澤東找東征中俘獲的閻錫山部團長郭登瀛談話，要他帶信給閻錫山，表示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接著，又派彭雪楓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閻錫山聯絡。
他還分別寫信給國民黨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等，爭取和他們實行合作抗日。
毛澤東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
中共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中指出：“由於東北軍現在所處的特殊的政治絕路的地位（亡國奴的地位），由於紅軍對於東北軍的革命的影響，東北軍有極大可能轉變為抗日的革命的軍隊。”我們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東北軍變為紅軍，而是要使東北軍變為紅軍的友軍，使東北軍實行徹底抗日的綱領。超出這個範圍的一切言論與行動，均在排除之列。⑨根據這個原則，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我們與東北軍關係現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七八兩月須注大力於該軍、師、團三級的工作，派較得力的人分途去見軍、師、團長，根據他們的思想程度與接受可能，向他們解釋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別指出，“這個中層乃是樞紐，目前最為重要”⑩。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周恩來報告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毛澤東在會上稱讚周恩來領導的這項工作“可為很好的模範”。並且提出：過去我們的工作方針，第一在西邊建立根據地，第二在東邊開展游擊戰爭，第三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以後的工作方針還是以前的三個，但次序要變更，第一是聯合戰線的擴大，應放在第一位”。對東北軍，對楊虎城部隊，對南京部隊，都要建立工作委員會。現在大家應該出馬，不應該關起門來。不僅要注意上層，還應該抓緊中層的工作。紅軍的行動也應該配合這一工作。⑾會議透過了毛澤東這個提議。
對張學良的複雜處境，毛澤東十分關心。他在八月九日寫信給張學良提醒他：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⑿
在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建立聯絡後，毛澤東寫信給楊虎城說：“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的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⒀同一天，又寫信給第十七路軍總參議杜斌丞，希望他繼續推動楊虎城下決心聯共抗日：“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願與先生勉之”。⒁楊虎城收到毛澤東的信後十分感動，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救國的主張。
中共中央也和國民黨直接對話，努力促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提出：“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立即動員全國對日抗戰，並實現民主自由與制裁漢奸，我們和紅軍不獨不妨害你們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們，並願和你們密切合作。”“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於合作救國的談判。”⒂這封信七月十日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宣佈後，產生了積極的反響。蔣介石的報告中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這比他在國民黨五大上所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顯然又進了一步。接著，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同日本駐華大使談判時，採取了強硬的態度，這在九一八事變以來還不曾有過。
日本步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不僅嚴重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也嚴重威脅著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內許多人員也有相當強烈的民族情緒。他們原來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夠適可而止，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國際社會能對日本實施制裁，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