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中央軍委給朱、張、彭、賀、任電報，1936年11月15日。
（45）徐向前、陳昌浩致朱、張並毛、周電，1936年11月2日。
（46）毛澤東給彭德懷電報，1936年11月20日。
十七、西安事變前後
山城堡戰鬥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直接促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西安事變發生了。
西安事變的發生，是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日益激化的產物，也是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並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特別是加強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工作的結果。在中國共產黨內，這項工作是由毛澤東直接領導的。
瓦窖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時，由於蔣介石還沒有明確的抗日表示並且正繼續加緊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軍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針是“抗日反蔣”，而把工作重點放在有可能聯合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方面。經過幾個月的工作，包括釋放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回洛川等奇…書…。，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初步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秘密協議，開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這時，南京政府也開始透過各種途徑同中共接觸，他們的代表來到陝北。毛澤東、張聞天等向他們提出了五項要求：“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①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毛澤東作報告。他指出：在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形勢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已發生分化。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是：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對民族反革命派採取各個擊破，對民族革命派採取各個爭取；爭取民族改良主義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他特別指出：“東北軍之特點：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緒高，願與我們合作。”對張學良要實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權代表同張學良直接談。不管任何派別，都可以同他們進行談判，而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報告提出，軍事談判集中於軍委，政黨談判集中於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②會議一致透過毛澤東的報告。會議決定派周恩來為中共全權代表赴延安同張學良會談。
隨著局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態度也在逐漸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給博古轉周繼吾的信，1936年3月4日。發生變化。四月九日晚，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目前不應釋出討蔣令，而應釋出告人民書與通電。”“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③現在儲存下來的電稿後面有一個注：“此電剛發，接到洛甫來電，所說立場同意”。就在同一個夜晚，周恩來在延安同張學良會談。這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見。當張學良提出“假如我們能夠聯合抗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蔣介石”時，周恩來首先說明共產黨過去是主張抗日反蔣的，不過現在願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表示願意聽一聽張學良的意見。張學良根據這兩年同蔣的不斷接觸和多方觀察，覺得蔣還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蔣的錯處在於他堅持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設法把蔣這個錯誤政策扭轉過來，真正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周恩來聽完後，對他提出的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的主張表示同意，並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針政策問題，願意把這個意見帶回去，提請黨中央鄭重考慮以後，再作最後答覆。張學良高興地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④可見雙方在新形勢下對這個問題已有了大體相同的認識。
紅軍東征勝利回師，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聯名向南京政府和各黨派、各團體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呼籲：“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⑤通電沒有再提“討蔣”、“反蔣”的口號，專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且將舊稱“蔣賊”改為“蔣氏”，這一字之改在全國社會各界產生巨大反響。五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作軍事報告討論的結論時，再次強調：“東北軍工作要加緊做”，“東北軍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團結。”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