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的胡適，在《每週評論》上和李大釗進行著“問題與主義”的論爭。這次論爭，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內部開始分化。論爭雙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澤東所敬重的，對這場論爭的實質，他似乎一時還不能完全瞭解。從根本上說，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節地去解決問題。他當時寫道：“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實際的，所以並不忽視對種種具體社會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聽過胡適關於實驗主義的講演，曾把實驗主義列為近代思想變革的標誌之一。他計劃籌組一個問題研究會，並起草了一個章程，於九月一日發向各地，鄧中夏還把它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個《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項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國際、技術等許多方面。恰在這時，長沙一個叫趙五貞的女學生不滿父母包辦婚姻，在花轎裡割頸自殺，轟動了社會。毛澤東立即抓住這個事件，讓剛剛加入新民學會的周南女校學生李思安等去調查，於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報》上連續發表九篇文章，對封建婚姻制度、婦女解放的問題做了一番紮紮實實的分析研究，激勵人們奮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會。
社會主義，在五四運動後期已逐步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但當時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流行於北美的工讀主義等等。它們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討論和試驗之中，毛澤東也在比較和試驗之中。在當時諸種思潮中，無政府主義一度佔據優勢。因為它在中國這塊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比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佔先了一步。在我國早期的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中，許多人都一度傾向於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是毛澤東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旅程中經歷過的一箇中間環節。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後，就曾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寄居嶽麓書院半學齋湖南大學籌備處，踏遍嶽麓山的各個鄉村，想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他們在這裡自學，相互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自己挑水拾柴，用蠶豆拌和大米煮著吃。這一實驗，很快因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情中斷了。
到北京後，毛澤東又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日本的新村》，說新村“實在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接著，北京大學的王光祈等又組成三個類似新村的“工讀互助團”，試圖用這種和平的、以典型示範的方式來建立新生活和新社會。這些，在青年中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初到北京的毛澤東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後，雖然一直忙於學生運動和辦刊物，但仍草擬了一個頗為詳細的“新村”建設計劃，作為他改造社會的一種構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學生之工作》一章公開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澤東是這樣來設計他的理想社會藍圖的：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們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把若干個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創造一種新社會；在這個社會里，設立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等等；以後，把這些一個個的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今不敢言‘模範國’、‘模範都’、‘模範地方’，若‘模範村’則誠陳義不高，簡而易行者矣。”（21）這種主張同他在《湘江評論》上提倡的“無血革命”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認為，嶽麓山一帶，是實施新村建設的最適宜之處。他把《學生之工作》公開發表出來，目的是希望得到社會的關注。
毛澤東這個建設新村的夢想還沒有來得及嘗試付諸實施，就被現實生活中極其緊迫的驅逐張敬堯的鬥爭打斷了。這是客觀環境迫使他這樣做的。
張敬堯是皖系軍閥，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軍進入湖南就任督軍。主政湘事期間，作惡多端。如：縱兵劫搶，濫發紙幣，盜押礦產，強種鴉片，鉗制輿論，勒索軍餉，偽造選舉等等，五四運動爆發後，始終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湖南人民從心底發出了反抗的呼聲。
毛澤東正從事教育工作和輿論鼓吹，張敬堯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