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會物質基礎。如今，在五四運動大潮的有力衝擊下，他的視野頓時變得開闊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於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他開始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也轉向整個社會的改造問題了。
他意識到：“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⒂“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⒃。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所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無非就是“知識”、“金錢”和“武力”這樣一些東西⒄。顯然，毛澤東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並以此觀察社會歷史。他表示，今後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⒅。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連載於第二、三、四期上面。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開讚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以往，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裡，總是極力推崇聖賢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出世，擔當起改造人們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個“透底的變化”了。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實際中，他開始看到過去他沒有發現的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聯合的基礎是什麼？是由於有著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為此，他號召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他在這篇文章中作為主詞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們”。這種用語上的差別，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變化。
從這以後，他再也不是隻看重單純個人的力量，而總是把自己置身於民眾之內，依靠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關於民眾聯合起來後的行動方法，毛澤東說存在著兩種主張。一種是以馬克思為首的激烈派，一種是以克魯泡特金為首的溫和派。他當時的思想矛盾在於：一方面稱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贊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打倒強權。後一點，在他當時的思想中顯得更為突出，在《創刊宣言》中被作為行動方針提了出來：“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他不贊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會“起大擾亂”，還覺得強權者也是人，是我們的同類，如果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得到的仍是強權。
一個人思想上發生劇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複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澤東在這時選擇的仍是溫和的改良道路，覺得“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些”⒆。
然而，軍閥統治下的現實，卻毫不“溫和”。八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了。湖南學聯也同時被強行解散。
這個雜誌只存在一個多月，在湖南卻發生了很大影響。創刊號印了兩千份，立刻賣完了，再印兩千份，仍不能滿足需要。不少進步青年，如任弼時、郭亮、蕭勁光，就是在《湘江評論》的直接影響下開始覺悟的。這個雜誌，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報刊，都轉載過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週評論》第三十六期，刊載一篇文章《介紹新出版物》說：“現在新出版的週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個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這期《每週評論》的主編和這篇介紹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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