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月四日首先發動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立刻震動了全國。中國人民長期鬱積的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政府當局賣國行徑的憤怒，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五月九日，長沙的報紙衝破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新聞封鎖，紛紛報道了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回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商量改組現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以便發動湖南學生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據當時已參加新民學會的蔣竹如回憶：“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師十三班的自習室裡複習功課，忽然毛澤東同志把我叫了出去。並告訴我：北京派來了兩個代表，……現在要商量一下怎樣響應北京的學生運動。於是，他邀我和陳書農、張國基等幾個人，到一師後山操坪裡，在月光下商談了一陣。決定透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每個學校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於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學開會。第二天，我們便分途進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⑿
五月二十五日，張國基、易禮容、彭璜等二十餘名各校學生代表彙集楚怡小學，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鄧中夏後，便由鄧通報北京學運情況。會議最後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三天後，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奇/書/網…整。理'…提=。供＇六月三日，在學聯的組織下，長沙二十所學校學生統一罷課，並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
學生聯合會的會址設在湖南商業專門學校，該校學生、新民學會會員彭璜任會長。它的工作人員也大多是新民學會會員。毛澤東住的修業小學離商專很近，有時就住在商專就近指導。“可以說，他是這個富有戰鬥性的新的學生組織的實際領導者”⒀。
七月九日，由湖南學聯發起，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它以“救國十人團”為基層組織，當月已發展到四百多個。這對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會有影響的。
五四運動使一些先進分子帶著頭腦中積存下來的問題開始更深入的思索。他們下工夫研究並介紹各種新思想。全國各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湖南長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種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鍾》、《嶽麓週刊》等，但影響都不大。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雜誌，並聘請他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毛澤東準備了十多天，《湘江評論》創刊號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標明自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闢有“東方大事述評”、“西方大事述評”、“湘江雜評”、“世界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目，全用白話文。該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歲的毛澤東全力投入《湘江評論》的編輯工作。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他只好代筆補白。那時正是酷暑時節，蚊叮蟲咬，一般人不勝其苦，而毛澤東總是揮汗疾書，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陽出來老高了，商專學生易禮容來找毛澤東，他還未睡醒。易禮容掀開蚊帳，不料驚動了一群臭蟲，“它們在他用作枕頭的暗黃色線裝書上亂竄，每一隻都顯得肚皮飽滿”⒁。這種情況，想來不止一夜。一個多月內，毛澤東竟為《湘江評論》寫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寫好了，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得親自上街叫賣。他此時的生活異常艱苦。修業小學給他的薪水除吃飯外就沒有剩餘，他的行李只有舊蚊帳，舊被套，舊竹蓆，身上的灰布長衫和白布褲穿得也很破舊。在這種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探索卻進入最活躍的狀態。
一個時代潮流發生急速轉折的歷史時刻，引起人們思想上的震盪和變動，無論在廣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時多少年都難以比擬的。
毛澤東撰寫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這個時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熱情歡呼：“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毛澤東是怎樣傳播和研究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社會變革歸結為一點：“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用平民主義打倒強權統治，這是他當時的思想基調。
以往，毛澤東一直著重致力於從精神方面來探討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釋一切，很少注意決定精神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