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直截了當地寫道：中央覆信“指出此間兩點錯誤，事實及理論均非如兄所說”。第一，“兄處謂此間是軍事冒險”，“實在是不明瞭此間情形，是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民眾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第二，“兄謂此間專注意長沙工作，而忽略各地，這並不是事實”，“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
毛澤東和湖南省委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制訂了明確的暴動綱領。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對斯諾說：“我在那裡的綱領，要求下列五點：（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關係；（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沒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黨力量；（五）組織工農兵蘇維埃。”
形勢的發展使中共中央的認識也逐漸有了變化。時隔三週，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等兩個檔案，宣佈“八月決議案中關於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對於小地主的土地必須全部沒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原則”⒄。然而，中央對有些問題的看法，仍和毛澤東並不一致。
秋收起義的行動已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緊迫的局勢，不容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之間的爭論充分發展下去。
當時，在湘贛邊界存在著幾支革命的武裝力量：一支是共產黨員盧德銘任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因為沒有趕上參加南昌起義而停留在那一帶；一支是平江、瀏陽等地的工農義勇隊或農民自衛軍；還有一支是準備起義的安源路礦的工人武裝。在國民黨當局加緊鎮壓措施的情況下，必須迅速決定行止，不能再延擱了。
八月下旬，警衛團和平江、瀏陽工農義勇隊負責人，在湘贛邊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鎮舉行會議，決定合編為一個師：警衛團為第一團，駐修水；瀏陽工農義勇隊為第三團，駐銅鼓；平江工農義勇隊分別補入這兩個團。因為盧德銘已去武漢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由余灑度任師長。此外，安源鐵路煤礦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安福、蓮花、萍鄉、醴陵、衡山等地的農民自衛軍，可以合編為一個團。這幾支部隊就是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接到安源市委有關湘贛邊界工農武裝情況的報告後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討論確定湖南秋收暴動的計劃。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條件較好的地區平江、瀏陽、醴陵等縣和安源發起暴動，進攻長沙，併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作為秋收暴動的領導機構。
會議一結束，毛澤東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車從長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楊開慧回板倉，要她照顧好自己的母親，管好三個孩子，參加一些農民運動。這次分手竟成了他們的最後離別！
九月初，毛澤東穿著農民服裝趕到安源，在張家灣召開會議，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到會的有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安源市委負責人寧迪卿、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兼安福縣農軍負責人王興亞等。會議討論了軍事和農民暴動的佈置，確定分為三路，從贛西修水、銅鼓和安源三地起義，進擊湘東，會攻長沙；同時佈置了湘贛邊界各縣的農民暴動，以配合軍事行動。在這三路中，以中路為主力軍。那就是駐在銅鼓的瀏陽工農義勇隊，準備會合駐在修水的警衛團，一起向瀏陽進攻，“因為這路軍事勢力較厚，地勢較險，瀏陽又逼近長沙，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所以，會議決定毛澤東和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在會後趕到銅鼓，直接指揮這一路的行動。對安源工作也作了佈置：以安源工人和礦警隊為主力，暴動後進攻萍鄉和醴陵，對長沙取包圍之勢，但決不能放棄萍鄉、安源，“使敵人斷絕我們的退路”⒅。
九月六日，毛澤東在安源得知留在長沙的湖南省委常委決定的暴動日期：九日開始破壞鐵路，十一日各縣暴動，十五日長沙暴動。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的名義，向在銅鼓的第三團下達起義計劃和部署，通知他們將參加起義的部隊名稱統一定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並要他們立刻將這個決定和行動計劃向在修水的師部和第一團轉達。
這時，國民黨內兩派間的寧漢對立沒有結束。唐生智的主力當時還在東征前線，湖南的兵力比較薄弱，但他們仍在加緊鎮壓活動。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