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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調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從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的湖南省委會議。對會議討論的幾個主要問題，他都發表了重要意見。
第一，舉什麼旗的問題。南昌起義時，打的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子。八七會議作出的是同樣的規定。中共中央還認為，湖南國民黨左派的下級黨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礎，更需要團結他們共同鬥爭。毛澤東堅決主張：湖南秋收起義時“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會議規定的那樣打“左派國民黨旗幟”。
第二，暴動問題。當時，中共中央也好，黨內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認為暴動主要應該依靠農工武裝，軍隊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則便是“軍事冒險”。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這個就可起來，否則終歸於失敗。”這是中國革命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面對控制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正規部隊，如果單靠地方性的農民暴動，沒有一定數量的經過嚴格訓練和有嚴密組織的革命軍隊參加，作為骨幹，那些分散的農民暴動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通常終歸於失敗。這已有不少慘痛的事實可以證明。但對這個問題抱反對或懷疑態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澤東便以強烈的語調說：“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第三，土地問題。八七會議決定的是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澤東提出：“中國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則沒有好多被沒收者。被沒收的土地既少，貧農要求土地的又多，單隻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著農民，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並且提到：“對被沒收土地的地主，必須有一個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動的區域。當時，原定作為起義中心區域的湘南的局勢已起變化。由於唐生智部隊南下，湘南同長沙事實上已被隔絕。中共中央要求湖南舉行“全省暴動”。湖南省委經過反覆討論，認為“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製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於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據省委書記彭公達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⒁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將湖南秋收暴動以長沙暴動為起點的計劃，報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澤東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報告了他對一些重大政策問題的不同意見。
八七會議雖然正確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但是如何根據實際情況來實行這個總方針，還有許許多多未曾得到解決的問題，黨對處理這些新問題又十分缺乏經驗。能夠在這樣一系列重大政策問題上，如此旗幟鮮明地而又切合實際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產國際代表不同的意見，確實充分顯示出毛澤東的過人膽識和求實精神。難怪瞿秋白在一個多月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要說：“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⒂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和毛澤東的信件後，在八月二十二日召開常委會研究。在討論中，有的人指名批評毛澤東的“槍桿子中奪得政權”的論斷和中央不同，說中央才是“純粹信任群眾力量，以軍事力量為幫助”⒃。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覆信，雖然在原則上表示以長沙為暴動起點的計劃是對的，但又批評說：暴動計劃“偏重於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並且提出“此時我們仍然要以國民黨名義來贊助農工的民主政權”，如果就拋去國民黨的旗幟、實現蘇維埃政權，“這是不對的”；還主張在土地問題上“這時主要口號是‘沒收大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這些批評和指責，顯然是脫離實際情況的，說明中央要改變已有的成見、傾聽並接受毛澤東來自實踐的呼聲，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毛澤東對中共中央覆信採取分析的態度，對其中符合實際情況的部分貫徹執行，對不切實際的批評給予答覆。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給中央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