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斕，致電駐防萍鄉的師長鬍文鬥，注意防範，並調集其他軍隊準備呼應。九月六日，長沙衛戍司令部截獲長沙市共產黨組織給各支部關於中秋節舉行武裝起義的密令，隨即宣佈：從九月八日起，“特別戒嚴五日，每日晚十時，即斷絕交通，並於中秋日加緊戒嚴，軍警停止放假，日夜滿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動。”⒆
毛澤東在安源作好安排後，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長褲，裝作安源煤礦的採購員，由潘心源陪同趕往銅鼓。不料，走到湖南瀏陽張家坊村，被民團巡邏查房隊抓住，在押送民團總部的途中，機智地脫險。這段經歷，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國記者斯諾談過：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冶萍礦工和農民武裝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斃。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計程車兵都是僱傭兵，槍斃我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裡跑。”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儘管有五六次我已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麼的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後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⒇
他於九月十日到達銅鼓的第三團（那就是原來的瀏陽工農義勇隊）團部，宣佈把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向瀏陽進發。而在這前一天，震動全國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已按原定日期爆發；湖南省委組織鐵路工人破壞了長沙至岳陽和長沙至株洲的鐵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部在修水率第一團宣佈起義，但沒有來到銅鼓同第三團會合，而是單獨向平江方向推進。戰鬥打響前，去武漢報告工作的盧德銘趕回部隊，就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總指揮。十日深夜，安源工農武裝和礦警隊起義，組成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向萍鄉方向前進。這就形成三路分別向平江、瀏陽、萍鄉推進的態勢。毛澤東興奮地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革命， 旗號鐮刀斧頭。
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 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21）
但當時全國革命形勢已走向低潮，反動軍事力量在各處都大大超過革命力量。從湘贛邊界來說，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本來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為戰，行動並不統一，進攻目標卻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長沙。這個計劃本來是難以實現的。當起義軍師部和第一團在十一日到達平江東郊金坪時，由於起義前夕收編的黔軍邱國軒團突然叛變並從背後襲擊，部隊受到巨大損失。第三團也在十四日進攻瀏陽東門市時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團出師後最初發展順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後攻克醴陵、瀏陽縣城，但因國民黨正規軍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幾乎全部潰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湖南去調查時，夏明翰告訴他：“這次我軍所到之地農民並未起來，遠不及北伐軍到時農民的踴躍。大多數農民甚恐慌不敢行動，恐怕軍隊失敗大禍臨來的心理充滿了農民的腦筋。”（22）毛澤東看到這種實際情況，當機立斷，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這時，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已由原來的五千人銳減到一千五百餘人，受到嚴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原來準備在第二天發動的長沙暴動。
在湘贛邊界起義的原定計劃嚴重受挫的情況下，起義軍立刻需要作出抉擇：是繼續進攻還是實行退卻？如果退卻的話，向哪裡退卻？繼續進攻長沙，是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不這樣做會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國共產黨在武裝鬥爭方面，以往也只有過向城市進攻的經驗。但在當時敵我力量懸殊的實際情況下，這樣做只會導致全軍覆沒。面對如此兩難的抉擇時，這個決心是很不好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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