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勢果然急轉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駐宜昌的夏鬥寅率所部獨立十四師進攻武漢，發表反共通電。毛澤東組織中央農講所的四百餘人槍編入葉挺部隊，配合討伐叛亂。
五月二十一日，駐長沙的許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軍獨立三十三團發動叛亂，湖南的工農運動頃刻間浸入血泊之中，史稱“馬日事變”。六月三日，毛澤東任常委的全國農協發出聲討通電，要求國民政府對許克祥“立予免職查辦”。他還和蔡和森在武漢租界的一家旅社裡接待逃亡出來的湖南工農幹部，詳細瞭解情況。並要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復工作，拿起武器，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決與敵人作鬥爭，武裝保衛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澤東在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會議時，又以大量事實說明馬日事變的真相是許克祥部隊向湖南省農協進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禮送出境”的名義逐走大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衛赴鄭州和馮玉祥、唐生智舉行會議。九天後，馮玉祥又赴徐州同蔣介石會談。幕後的交易表明：蔣汪攜手，寧漢合流，反共反蘇，已是勢所必然。
在這期間，毛澤東和譚平山、鄧演達等，以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常委的名義，連續發表四個《訓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驅逐共產黨及工農領袖之行動，嚴懲屠殺民眾的反動派，揭露蔣馮的徐州會談是“謀反前敵武裝同志及國民政府”。要求國民政府保護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號召各級農協嚴密組織，武裝自衛。
國共兩黨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攤牌的最後時刻。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意識到這一點，努力尋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根據湖南情況，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湖南暴動計劃，但被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拒絕了，不輕易發火的周恩來氣得和他大鬧一場。
在這次會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議改組湖南省委，由毛澤東擔任書記。這個意見在會上沒有討論，還引來一些非議。因為馬日事變後，毛澤東、蔡和森都先後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說他們要在黨內組織“左派”。三個月後，蔡和森解釋說：“和森與毛澤東同志之關係，絕對不是什麼企圖組織左派，只因澤東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所以，馬日事變後，和森主張他回湘工作。”（26）
這時的湖南省委，由於遭受馬日事變的嚴重打擊，已接近癱瘓。從眼前的緊迫形勢來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須儘快恢復強有力的黨的工作。這樣，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澤東立刻趕赴長沙開展工作，決定打通長沙附近各縣及衡陽、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聯絡。隨後又到衡陽召集會議，再三強調：馬日事變是上海事件的繼續，隨著而來的將有無數個馬日事變在全國發生。因此，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不要再徘徊觀望。
這時，唐生智也回到長沙，明令取消工農團體，公開打出反對共產黨的旗幟。
毛澤東針鋒相對，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計劃》，明確提出“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一切口號的鼓動，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統治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統治”最終靠什麼呢？這個計劃把“武裝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認為儲存工農武裝有三種辦法：“編成合法的挨戶團，次之則上山，再次之則將槍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澤東到湖南剛十天就被召回武漢。七月四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湖南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當如何對付敵人的搜捕和屠殺。
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儲存農民武裝的兩種策略：“1．改成安撫軍合法儲存，此條實難辦到。2．此外尚有兩路線：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上山”，作為一條出路，被毛澤東突出地提了出來。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澤東在延安“抗大”三大隊臨別演講中，談到他對農民問題的認識過程時也說：“十五年前，惲代英主張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沒有去。”
②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294頁。
③ 鄧中夏：《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1924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