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一律稱同志,不稱首長,以利爭論的展開,黨內歷史有許多不清楚的,要組織幾個報告,要留下些檔案給後代。(26)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和毛澤東患難與共的朱德說,毛澤東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的人。有毛澤東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澤東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澤東辦事的本事。(27)周恩來系統回顧了黨的歷史,分析了黨成立以來幾次出現路線錯誤的國際原因和社會根源。他說,在這幾次錯誤中,王明的教條更完備,還有“國際”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後臺,這樣才在中央佔了統治地位。(28)
作小結時,毛澤東又談了兩點意見:第一,團結問題。他說:我們是要團結的,但辦法是要大家覺悟起來,犯路線錯誤的、犯個別錯誤的同志覺悟起來,弄清路線的是非,才能真正團結。真正要團結就要展開批評,掩蓋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團結。第二,黨內鬥爭的方法。他說:這次要避免黨的歷史上的錯誤鬥爭方法。“過去黨內鬥爭沒有解決思想問題”,“現在的鬥爭還是繼續整風的精神,懲前毖後,治病救人”。(29)
批判王明的範圍逐漸擴大。十月十四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報告,指出:我們黨已經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經驗,不能再容許王明路線佔領導地位了。他把抗戰初期王明錯誤的特點概括為四條:一、以速勝論反對持久戰;二、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獨立自主;三、軍事上反對游擊戰,主張運動戰;四、組織上鬧獨立性,不服從中央。
這時,中共中央書記處從楊家嶺遷往棗園,毛澤東的住所也遷到棗國。
棗園,位於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陝北地方實力派高雙成的莊園。毛澤東的住處在一座小院中,院內種了許多花草、樹木,夏秋時節,花繁葉茂,香氣襲人。院子東南角有個八角形的小涼亭。毛澤東工作之餘,常到這裡讀書,看報。每逢過年過節,毛澤東常去看望棗園的鄉親們,並且為老人們祝壽。他稱自己是“棗園的居民”。
從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繼續舉行會議,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內戰期間和抗戰初期的錯誤。十三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言,系統地回顧了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內鬥爭的歷史,著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他們頂著國際和馬列招牌,欺騙全黨,全黨要從這個騙局中解放出來。如果沒有很好的步驟和方法是很危險的。”遵義會議“只集中弄清軍事路線,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當時軍事領導的解決差不多等於政治路線的解決。組織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書記而以洛甫代之,因為當時只有如此才能團結我們內部。”他又講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時,王明回國,進攻中央路線,“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他強調:一定要學會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體問題。“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統一的東西必須經過分析,發現問題,暴露問題,分析問題,才能有正確的結論。”他說:“教條宗派分化出來的人是應當歡迎的。遵義會議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來是開不成的。他們二人不管過去怎樣,但是做了對黨有利的事。”他又說:“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他們常常被教條宗派利用‘共產國際’、‘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誘所矇蔽,所迷惑。”他在結束髮言時說:“我們的目的是揭發路線錯誤,又要保護同志,不要離開這個方向。”(30)
許多中央領導人在會上也回顧了黨內鬥爭的歷史,總結歷史經驗,並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但王明始終沒有到會,會後,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傳達會議精神,並希望他認真考慮,作出檢查。十二月一日,王明的妻子孟慶樹代筆為王明寫了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時同毛澤東講的關於國共關係和中央抗戰路線問題的那些意見都是錯誤的,“現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宣告,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31)這些,其實都是假話。
十二月下旬,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向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發出的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錯誤的指示,要求他們很慎重地組織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屬地區組織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階幹部學習和研究兩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