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的繼續和發展。
從九月七日至九日會議連續開了三天，王明稱病沒有參加。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葉劍英、朱德等發了言。他們對抗戰以來王明的路線錯誤開展了嚴肅的批評，博古又進一步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武漢時期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毛澤東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布林什維克路線；一條是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路線——孟什維克的新陳獨秀主義。這條路線，只看見國民黨抗戰的一面，忘記了它反動的一面，只看見並誇大它變化的方面，忘記了它不變的方面；對八路軍，不敢大膽深入敵後，不敢大膽擴充，華中、華南失去許多機會；對根據地，不建立政權，一切要合國民黨的法；對國民黨不敢批評；對抗戰，強調運動戰，忽視游擊戰，對持久戰基本觀點是不同意的。（21）針對王明把錯誤的責任都推給博古，毛澤東在會上插話說：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第一個是王明，第二個是博古。王明是這個路線理論的創造者與支持者，博古等是執行者與發揮者。（22）
在九月十三日的會議上，康生提出：要用歷史的方法來檢討王明的投降主義錯誤，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戰時期的問題，而要聯絡十年內戰時期王明主義的來源。他說：過去我們說，“左”的路線應從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決議起，現在看來要重新考慮，因為王明是在四中全會之前就有一個從中國革命根本問題起的比立三“左”的機會主義綱領——《為中共更加布林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一九四○年，他不經中央同意，又將這本書印發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康生要求在武漢工作過的同志應當對這些情況多多揭發。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冊子這個問題，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在會議的最後一天說：“九月的會是有收穫的，以前許多同志未注意的問題引起了注意，如王明《為中共更加布林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現在康生、少奇、恩來等議論，四中全會是錯誤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23）
在九月十三日的會上，毛澤東也發了言，他指出：從四中全會後，黨內有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的宗派。“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一個形態，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二個形態。反掉這兩個具體東西，黨才能夠真正的統一。”他說：“教條主義宗派，其思想是主觀主義，政治上是投降主義，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他著重強調：“兩種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是主要的”，“所以破壞整個宗派主義，首先應從破壞教條宗派開始。”（24）他的這個發言，對黨的歷史上許多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在黨內的兩種具體形態是正確的，但其中有一些過激的話，他自己不久作了糾正。如兩個宗派的問題，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肯定了毛澤東的提議：“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這時，彭德懷等前方負責人不久可以回到延安。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六日，中央書記處先後舉行兩次會議決定，中央的會議暫停，等他們到來再開為好，先進行高階幹部的學習。總學委仍以毛澤東為主席，劉少奇、康生為副主席，胡喬木為秘書。
十月六日，毛澤東在這次延續一個月的政治局會議的最後一次會上作了關於學習黨的路線的發言。他充分肯定了這次會議取得的成績，並且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這些宗派並無組織系統，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線為綱領。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馬列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別人。”教條宗派是經驗宗派的靈魂，故克服前者，後者再加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發展自覺性，也要適當地將軍，內力外力合作，才會有成效。對時局問題，他說：今年國民黨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們的方針是後發制人，不為戎首”。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罵了我們八個字：“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決”。我們“從今天起，對國民黨的揭露在《解放日報》一律停止，但階級教育、反特務鬥爭繼續進行”。（25）
毛澤東講話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相繼發言。劉少奇著重談黨內鬥爭傳統問題。他強調，首先要有自我批評的空氣，特別是中央負責同志應該有這種精神準備，隨時接受幹部和群眾的監督與批評；其次，批評只准明槍，不許暗箭，彼此挑撥也是不對的；第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