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對蔣介石準備投降的危險是估計得比較嚴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形勢。會議認為，時局有由小風波轉到大風波的可能，黨的工作佈置應放在準備整個東方大黑暗的基點上。毛澤東在致一些主要地區負責人的電報中強調：“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並把這種情況當作一切佈置的出發點”。“總之，我們要準備對付一切情況，任何一種情況我們都要有辦法。”（30）
對舉國矚目的“皓電”，中共中央沒有匆忙地作出答覆，而是反覆磋商，權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澤東對處理這個問題的態度特別慎重，因為：一方面，他認為時局還在變化中，蔣介石現在仍是動搖的，“全面反共的決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慮到“皓電是哀的美敦書”，（引者注：哀的美敦書即最後通牒。）對這個問題如果操切從事，可能導致同國民黨決裂，“此次決裂即有和大資產階級永久決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詞容易，軍事部署困難”。（32）
由於考慮到可能出現最危險最黑暗的局面，毛澤東曾設想過兩種方案：一種是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禦，也就是隻在反共軍隊進到八路軍、新四軍的根據地時再反擊，八路軍、新四軍不打入它的後方；另一種是政治和軍事上同時進攻。毛澤東認為這兩種方案各有利弊，採用前一種方案，政治上佔上風，但軍事上將被國民黨構築的縱深封鎖線圍困，將來出不去而受日、蔣兩軍嚴重夾擊，危險也是很大的。採用後一種方案，軍事上能制機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瞭解，政治上不利。究竟採取哪一種方案？毛澤東並沒有立刻下最後的決心。十一月一日，他電告周恩來：“究採何方案，我們尚在考慮，亦請你們提出意見。”（33）
十一月二日，毛澤東又電告周恩來：“中央幾次會議都覺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響前途甚大。故宣言與指示擬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周恩來十一月一日來電，來電提出“還是用朱、彭、葉、項名義通電答覆何、白”（35）的建議，並反映中間勢力迫切“望我們讓步，以緩和破裂”（36）的情況。書記處會議決定採取表面和緩、實際抵抗的態度，宣言暫時不發，只發一簡要的對內指示及答覆何白皓電。毛澤東在同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此次反共是國民黨發動的，投降危險是嚴重的，但各中間派紛紛議論揣測，我們在時機沒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積極辦法，稍等一下再說話不遲。現距何白皓電限期尚有二十天，擬日內擬好覆電，待十號左右拍發，不必復得太早。”（37）第二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何應欽、白崇禧皓電，中央決定用朱、彭、葉、項名義答覆，採取緩和態度，以期延緩反共戰爭爆發時間。對皖南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北移。”（38）同時，毛澤東仍作著兩手的準備。同一天，他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我們現在是兩面政策，一面極力爭取好轉避免內戰，一面準備應付投降應付內戰，而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面，方不吃虧，方不上蔣的當。立即準備對付黑暗局面，這是全黨的中心任務。有了這一著，就不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澤東起草的以朱、彭、葉、項名義復何、白電（通常稱為“佳電”）經過反覆斟酌後定稿。電文態度嚴正而堅決，措詞委婉而懇切。首先敘述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四年以來在抗戰中取得的戰績，以表明“遵循國策、服從命令為捍衛民族國家奮鬥到底之決心”。然後就行動、防地、編制、補給、邊區、團結抗戰之大計這六個方面，對皓電的無理指責作出明確答覆。
防地問題是皓電的中心內容，強令八路軍和新四軍限期北移。佳電對華中敵後各部請求免調的理由，列舉了四點。一、“華中敵後各部，多屬地方人民反抗敵寇保衛家鄉而組織者，彼等以祖宗墳墓田園廬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當面敵軍姦淫焚掠之慘於不顧，遠赴華北，其事甚難。”二、華中敵後各部在現在防地堅持抗戰，符合蔣介石廬山談話和告淪陷區同志書的精神。三、華中敵後各部調離後，其家屬及留守人員的安全毫無保障，甚懼平江慘案、確山慘案之重演。四、華北地區，水、旱、風、蟲、敵五災並重，該地軍民以樹葉為糧，道殣相望，實難容納其他之部隊。因此，“認為執行命令與俯順輿情，仍請中央兼籌幷顧”。接著表示，在不得已情況下，準備對江南和江北的部隊採取不同的處理辦法：“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