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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磨練，他已經有了一個確定不移的約束：與官謀商，不涉政事。這一約束，來自與田單多年交往的閱歷：商人一旦涉政，輕則影響對市利的判斷，重則毀滅商家大業的根基。然則，要做曠世大商，不做官府生意便是空談；要做官府生意，不與官員來往還是空談；要與官員來往，不言及政事則幾乎無從結交。這便是天下大商的共同路數：以牟利需要而接觸官員，不期然言及政事，便漸漸地由淺入深生出來往之情誼，最終相互為援，皆大輝煌！然則，呂不韋卻對這種路數大不以為然。大爭之世，政無恆勢，顯官大臣最是動盪無常。此其時也，周流財貨之商旅卻是天下最需要的行道。舉凡鏊兵大戰，大臣官員便是肅殺換代之期，商人卻是大發利市之時。兩廂比較，以興旺恆長之業，就動盪無常之道，豈非火中取栗？思謀揣摩之下，呂不韋便有了自己與顯官權臣交往的獨特方式：讓利守信，不涉政務。這個“不涉”，大要有三：其一，洽談商事單獨晉見當事官員，絕不在官員與部屬會商政事時晉見；其二，商事交接妥當便行告辭，絕不海闊天空；其三，談商期間，官員若有即時公務，便即行告辭，約期另談，絕不留場等候。多少年了，呂不韋都是以一貫之，在列國官場留下了極好的口碑：持重幹練，不起事端，輕利重義，商旅大士也！
可是，那日他竟留了下來，聽完了平原君的全部說叨。
呂不韋突兀生出一個奇妙的評判——奇貨可居，嬴異人也！
按照范雎的說法：這個嬴異人稟賦不差，然尚未加冠便做了“質使”，十餘年過去，已經成了秦國棄兒；此子若無大變，或可立為安國君世子，以固安國君的太子地位。范雎介入此事，自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當初范雎主張老秦王仍然以安國君為太子，除了他自己與安國君交好這一根基，最硬實的理由便是：安國君有兩子堪為眾多王孫中的人才。如今，那個嬴傒已經被士倉斷為“不堪”，安國君大起恐慌，只有密求范雎謀劃。范雎多方思謀，便想到了託呂不韋打探嬴異人境況這條路子，以圖了結此事。范雎一再向呂不韋申明：他對這個做了十二年人質的嬴異人不抱厚望，只要有個訊息知會安國君即可，其餘便交安國君自己決斷，范雎決計不再陷入其中。那日范雎感慨良多，最後幾句話竟是不勝唏噓：“立嫡換代，風險難測也！老秦王尚遺忘此子，我與嬴異人素昧平生，若再度錯舉不堪之人，地下何顏面對老秦王矣！”基於此念，范雎託給呂不韋的事也實在不難：找到此人，查勘一番境況，接濟救困，而後再將訊息密書告知范雎，呂不韋便算完成了又一樁義舉。
然則，呂不韋卻有了完全不同於范雎的判斷，最主要者便在三處：一則，老秦王非但沒有遺忘這個王孫，恰恰是刻刻在心的一顆邦交棋子。呂不韋相信，作為邦交敵對方的趙國，平原君的評判比已經是局外人的范雎更準確。二則，嬴異人心志尚未全然泯滅，長期忍辱負重，隱隱然有能屈能伸之象。僅是這番閱歷積澱的品性，也必然強於那個“不堪”的嬴傒。果真此子入得秦國，做安國君嫡世子便大有可能！三則，老秦王年近古稀，隨時可能薨去，安國君五十有餘，虛弱多病，也可能幾年便去。如此看去，嬴異人由世子而太子而秦王，便絕不是一條不可預測風險的漫漫長路。以呂不韋之獨特眼光，十年之期，大體可成。
果然如此，呂不韋前路何在？
每每如此一問，他便是猛然地一陣心跳！
功業之心，人皆有之。所不同者，因境況而異，功業目標便色色不同罷了。農夫以桑麻有成豐衣足食為功業，從軍兵卒以執掌將軍印信為功業，士子以入仕為官為功業，大臣以治國理民之政績為功業，國君以稱霸天下為功業，學派以踐履信仰為功業，商旅以財富累積為功業……凡此等等，便醞釀成了蓬勃壯闊而又生生不息地天下大潮。大爭之世，此其謂也。而所有這些五光十色的功業之舉，都可以一言以蔽之——大我門庭，耀我族類！
若是沒有與田單、魯仲連的共事根基，若是沒有因此而生出的長達十餘年的兵器生意中與列國官府的往來周旋，也許呂不韋便不會有這種心跳，而只會奔天下第一大商而去，心無旁騖，無怨無悔。偏偏有了如此一番閱歷，有了洞察官場的獨特眼光，有了周旋官場的實際才幹，驟遇可能使自己像田單一樣步入廟堂的大機遇，心田便會突兀激盪起來。
商人縱是富甲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