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秦始皇與鼓動復辟反秦為使命。但是，在投入劉邦集團後，張良卻只以運籌謀劃為任，從來沒有涉足實際政務，也從來沒有對秦政做出過公然指控。劉邦稱帝后，張良便事實上隱退了。身為六國貴族，張良的政治表現前後有巨大變化且最終退隱，頗值得探究。歷來史家與民間演義，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說之。實則不然，張良的變化，實際與劉邦集團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張良既不能使劉邦復辟諸侯制，又不願追隨劉邦實際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拋開歷來的政治企圖，而走入修身養性的“神仙”道路。此當較為接近歷史之真相也。
劉邦之後的呂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體相同：極少涉及評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幾句寬泛指斥。也就是說，在漢武帝之前，對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階段——出於必須的反秦正義原則，僅僅對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須性的感性評判而已。於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為籠統的代表性說法。
這種感性指斥，在漢武帝時期開始發生變化。
西漢對秦文明的評判，由感性向知性轉化，開始了大規模的理念探究。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西漢政權已經穩定昌盛，開始了結文治武功方面的種種難題。武功方面，是大力連續反擊匈奴。文治方面，則以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的歷史矛盾為基點，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法則。在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標的實現體現為兩個方面：既湧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梳理華夏足跡的經典史書——《史記》，又湧現了大量的審視秦文明的言論與文章。
從總體上說，西漢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以及對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現出相對客觀的態勢。所謂相對客觀，是西漢評判大體擺脫了秦末復辟者充滿怨毒與仇恨的心緒，開始從論說事實的意義上評判秦文明。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西漢學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秦政，都極少引用秦末復辟者咒罵秦政的惡辭，都是在陳述自己認定的事實。儘管其中不乏大而無當的囫圇指責，但就其基本面說，相對客觀了許多。但無論客觀程度如何，西漢對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來越趨於理論化。
具體說，為西漢官方認定的《史記》相關篇章中，尚很少對秦文明作總體指斥。在《貨殖列傳》、《河渠書》、《平準書》等綜合性敘述篇章中，都是鋪敘歷代經濟功績與地域風習，基本不涉及對歷代文明演進的階段性總體評判。即或在專門敘述意識形態變化的《禮書》、《樂書》、《律書》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在《禮書》中只有一段隱約肯定又隱約指責的說法：“周衰，禮廢樂壞……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大抵皆襲秦故……少所變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後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辭，但遠未達到秦末復辟勢力那般一體咒罵，亦遠未達到後世史家那般總體認定“暴政亡秦”。
漢武帝本人的態度，也是頗具意味的。
《史記·禮書》記載了一則基本事實：漢武帝大召儒術之士，欲圖重新制定禮儀，有人便主張恢復古代禮制。漢武帝便下詔說：“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成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顯然，漢武帝對復古是敏感的，也是嚴厲的，即或僅僅是禮制復古，也依然給予很重的批駁，將話說得分外紮實：漢也是歷代之一家而已，沒有自已的法度禮儀，何以面對子孫！敏感什麼？警覺何在？其實際底線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為否定秦政而走向復古。這次詔書之後，漢武帝沒有接受儒術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禮儀，完成了既不同於復古又不同於秦制的“漢家禮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漢武帝的頗具意味處，在於其始終自覺地把握著一則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對秦的否定而走向復辟，也不能如同漢高祖那樣全盤繼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對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難如後世那般走向極端化。
這一基本事實，透漏出一則值得注意的歷史資訊：即或已經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對秦文明的總體性評判已經明確持否定原則，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謹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統形式作最終的簡單否定。《史記》中“非秦”言論的感性閃爍，以及這一時代諸多思想家對秦政秦制的評判，都在否定中包含著肯定，幾類漢初的賈誼。凡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