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恨之入骨，既徹底地有形摧毀，又徹底地精神否定，滅秦之後則完全復辟了諸侯制。劉邦集團則雖然反秦，卻對帝國功業與秦始皇始終有著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於帝國文明框架，則一開始便採取了審慎地權衡抉擇的做法。
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歷經百餘年，西漢終於完成了這種權衡抉擇。
這一過程，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於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政令、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標準、移風易俗以及種種社會基本法度，西漢王朝都全部繼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謂“漢承秦制”，此之謂也。事實上，重新確立的秦制，也被整個社會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於兩個核心：一則，如何對待具有強大傳統的諸侯分封制？二則，如何對這種實際繼承秦制而道義否定秦製做出合理闡釋？具體說，對待分封制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制，實行虛封制？合理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難點，則是要在反秦的正義性與秦文明的歷史價值之間，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判與說明。
對於分封制難點，西漢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協，至漢武帝時期基本確立了有限實地分封制。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國有所倒退，也給西漢王朝帶來了長期的惡果。這是“漢承秦制”歷史過程中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儘管西漢的妥協是有限的，然由於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實地分封制）帶來的社會動盪連綿不斷，故在西漢之後，這種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晉之後終於演變為完全的虛封制。也就是說，歷代政權對秦制的實際繼承，在西漢之後更趨完整化。這一歷史現象說明。歷經秦末亂世的復辟劫難，又再度經過西漢初中期“諸侯王”引發的動盪，歷史已經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則基本道理：從秦制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其結局只能導致中國重新陷入分裂動盪；歷經春秋戰國五百餘年激盪而錘鍊出的秦制，是適用於社會的，是有益於國家的，是有利於華夏民族長遠壯大發展的。從實際制度的意義上說，秦文明在本質上獲得了完全的歷史認可。
然則，在歷史意識的評判上，卻出現了巨大的分裂。
西漢王朝發端於反秦勢力。這一最基本的事實，決定了西漢政權不可能對秦帝國及秦文明在道義上給予認同。否則，西漢政權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義性。對於歷來注重道義原則而強調“師出有名”的古老傳統，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將“弔民伐罪”作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於注重政治行為的道義原則。若對方不是有罪於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討”或“伐”；既是天下“討秦伐秦”，則秦只能是暴政無疑。這便是中國古老的政治道義傳統所蘊涵的邏輯。
雖然，劉邦集團的社會根基不同，決定了其與六國貴族的復辟反秦具有種種不同。但在指斥秦政，從而使自己獲得反秦正義性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其間區別，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與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國貴族對秦政是仇恨攻訐，是蓄意謊言。而劉邦集團的指斥秦政，則僅僅限於泛泛否定。
細察《史記·高祖本紀》，劉邦本人終其一生，對秦政的評判只有兩次，且都是同一句話。一次是最初的沛縣舉事，在射入城邑的箭書上說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關中約法三章時，又對秦中父老說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還有兩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劉邦在稱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臨死之年的冬天，下詔為戰國以來六位“皆絕無後”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戶守冢制度：陳勝及趙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戶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對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後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封民戶為秦始皇守陵，劉邦是唯一的一個。與之相對比的是，漢武帝泰山封禪時，儒家大臣已經可以明確提出秦始皇不能進入封禪之列，而漢武帝也採納了。另一件事，是劉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國的統計官張蒼為“計相”，並“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實際上，便是以蕭何為總政丞相，以張蒼為主掌經濟的副丞相。以秦帝國經濟官員為自己的經濟丞相，劉邦實際推行秦政的意圖是很明確的。這位張蒼，後來在漢文帝時期一直擢升至丞相，總政十餘年。其時，甚至連西漢王朝的歷法、國運、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動。這種原封繼承，一直延續到漢武帝。
與劉邦同代的開國重臣，也鮮有系統指斥秦文明的言論。最典型者，是大謀士張良。張良曾經是韓國末世的“申徒”（民政經濟大臣），純正的六國貴族，且其青年時期始終以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