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政長策偉略，則一定是強過兩人多矣！
唯其如此，一個必然的問題是：李斯為何要聽任宰割？
李斯的老師是荀子。當年，李斯對老師的亦儒亦法的學派立場是心存困惑的。直到入秦而為呂不韋門客，為呂不韋秉筆編纂《呂氏春秋》，李斯才第一次將老師的儒家一面派上了用場，體察到豐厚學理帶來的好處。後來得秦王知遇，李斯又將老師的法家一面淋漓盡致地揮灑出來，從而連自己也堅執地相信，自己從一開始便是法家名士。李斯不諱言，對於老師荀子的淵深學問與為政主張，他是先辨識大局而後抉擇用之的。也就是說，李斯並不像韓非那般固守一端，那般決然摒棄儒家，而是以時勢所許可的進身前景為要，恰如其分地抉擇立場，給自己的人生奮爭帶來巨大的命運轉機。在李斯的心海深處，對老師的學問大系中唯一不變的尊奉，便是篤信老師的“性惡論”。
與孟子的性善論相反，老師的理念是人性本惡。李斯記得很清楚，老師第一次講“性惡論”時，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自幼經歷的人生醜惡與小吏爭奪生涯，使李斯立即將老師的“人性本惡”之說牢牢地釘在了心頭。入秦為政，李斯機變不守一端，大事必先認真揣摩秦王本心而後出言，正是深埋李斯心中的“人性本惡”說起到了根基作用。李斯相信，人性中的善是虛偽的，只有惡欲是真實的。是故，李斯料人料事，無不先料其惡欲，而後決斷對策。多少年來，李斯能一步步走向人生巔峰，不能不說，深植心田的警覺防範意識是他最為強固的盾牌。
至今，老師的《性惡篇》李斯還能一字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