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兵家亂心之術也！”陳餘拍案。
“甚好甚好。”孔鮒第一次矜持了。
“再來一則。”子襄一步進門神秘地笑道，“今年祖龍死。”
“妙！彩！”舉座大笑喝彩。
不料，第三日夜裡諸事齊備，孔門儒生正在家廟最後拜別先祖時，充作斥候的兩名儒生跌跌撞撞跑來稟報說，有大隊騎士正朝孔府開來，因由不明。孔府人眾頓時恐慌起來。
卻說自焚書令頒行之後，薛郡郡守連番向總掌文事的奉常府上書，稟報本郡孔裡的種種異動跡象，請命定奪處置之法。老奉常胡毋敬歷來謹慎敬事，每次得報都立即呈報皇城，並於次日卯時進皇械書房領取皇帝批示。對於文通君孔鮒已經逃回故里，然未見舉族再逃跡象的訊息，嬴政皇帝非但沒有震怒，似乎還頗感欣慰地對胡毋敬道：“孔鮒以高爵之臣不告私逃，依法，本該緝拿問罪。念儒家數代專心治學，更不知法治為何物，只要孔鮒逃國不逃鄉，終歸是大秦臣民，任他去了。”對於孔府修築石夾壁牆藏書，而未向郡縣官署上繳任何典籍的訊息，嬴政皇帝也淡淡笑道：“還是那句話，只要孔鮒仍在故里，任他去了。”胡毋敬大覺疑惑，思忖良久，終歸恍然，一拱手道：“自此之後，焚書令與孔裡之事，老臣不再奏闖陛下，盡知如何處置了。”嬴政皇帝破例一笑，沒有說話。
胡毋敬明白者何？蓋當初李斯將驚蟄大朝之議，以奏章形式正式呈報後，嬴政皇帝的硃批是：“制日：可。”當初，帝國群臣正在憤激之時，誰也沒有仔細體察其中況味。胡毋敬則總覺焚書令雷聲大雨點小，心下多有疑惑然也未曾深思，今日皇帝對孔府藏書如此淡漠，實則預設了孔府藏書之事實，胡毋敬認真追思，方才恍然明白：皇帝一開始便對焚書採取了鬆弛勢態，“制日”的批示形式，已經蘊含了這種有可能的緩和。
帝國創制時，典章明白規定：命為“制”，令為“詔”。命的本意，是諸侯會盟約定的條文或說辭；令的本意，則是必須執行的法令。由此出發，“制”與“詔”作為皇帝批文的兩種形式，其間也有區別：制，相對緩和而有彈性，其實質含義是“可以這樣做”；詔，則是明確清楚的命令，其實質含義是“必須這樣做”。到嬴政皇帝時期，秦政已經非常成熟，在百餘年中所錘鍊出的極其豐厚的大政底蘊，對繁劇國事的處置之法，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天下大事如此之多，君王未必總是以命令方式行事，其間必然有許許多多需要謹慎把握的程度區別。所謂“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君王言論如絲般細小，傳之天下則會劇烈擴大——說的便是君王政令的謹慎性。唯其如此，帝國創制之時，特意將皇帝的批示形式分作了兩種：“制”為鬆緩性批示，實施官員有酌情辦理之彈性；“詔”為強制性批示，實施官員必須照辦。事實上，這是中國古代最高文告形式的獨特創新。《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雲：
“制、詔三代無文，秦始有之。”說的正是這種君王文告的創制。嬴政皇帝對李斯的焚書奏章以“制日”批示——可以這樣做，而不是以“詔日”批示——必須這樣做。
其間分野，自有一番苦心。
然則，盧生侯生逃亡，進而儒案爆發，嬴政皇帝變了。
變之根由，在於由此而引發的兩件事：一則，涉案儒生多有舉發，言文通君孔鮒主事學宮期間，與六國老世族多有勾連，多次參與六國世族公子宴會論學，曾邀諸多儒生與宴，席間每每大談諸侯制；二則，薛郡急報，孔府故里多日異常，似有舉族逃鄉之象。對於儒生舉發，嬴政皇帝雖則不悅，卻也沒有如何看重，只淡淡一句道：
“其時尚未有驚蟄大朝，此等書生議論，說便說了。”然自薛郡急報之後，嬴政皇帝卻顯然有些憤怒了——這孔鮒還能當真沒有了法度？擅自逃國，對朕一句話沒有！
如今又要擅自逃鄉，不做大秦臣民了？縱然如此，嬴政皇帝也還是沒有大動干戈，只吩咐御史大夫馮劫派出幹員到薛郡督導查勘，並未生出緝拿孔鮒之意。然則未過多日，馮劫派出的御史丞發來快馬密報：兩名喬裝成商旅的人物進入了孔府，其中一人是逃亡的盧生。
“目無法度，莫此為甚！”
嬴政皇帝頓時大怒，手中的銅管大筆砸得銅案噹噹響，立即下令馮劫率兩千馬隊趕赴薛郡圍定孔裡，不使孔門一人走脫！馮劫走後，嬴政皇帝兀自憤怒不已，連連大罵：“孔儒無法！無道！無義！勾連復辟，大偽君子！枉為天下顯學！”嚇得遠遠侍立的趙高大氣也不敢出。罵得一陣，嬴政皇帝大喝一聲，“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