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逃亡說辭等等諸般情節，沒有一個人奉行儒家對待舉發的“為大人隱，為親友隱”的諸般教誨，竟相攀扯舉發，一時人人無一事外。
月餘之間，事件經過脈絡全部查清。馮劫聚集全體學宮人士，黑著臉宣佈了涉案人犯的三條大罪：其一，不思守法，自甘妖言蠱惑；其二，誹謗秦政，通連呼應復辟；其三，官身逃亡，褻瀆官士公職，惡意鼓譟動盪，危及大秦新政之根本。涉案人犯四百六十七人。全數下獄待決②。宣佈一罷，儒生們昏厥了一大片，哭喊連天捶胸頓足，紛紛大叫冤屈。馮劫冷笑一聲，對甲士方陣大手一揮便徑自走了。
暮色時分，博士學宮空蕩蕩一片。周青臣望著血紅的殘陽，踩著飄零的落葉，踽踽徘徊在空如幽谷的論學堂湖畔，一時悲從中來，不禁放聲大哭……
四、孔門儒家第一次捲入了復辟暗潮
咸陽大起波瀾，孔子故里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緊張之中。
自孔子離世，儒家的政治主張一直未能得以伸展。孟子之後，這個學派似乎已經筋疲力盡，奔走仕途矢志復辟的精神大大衰減，漸漸地專務於治學授徒了。不期然，這種無奈的收斂，卻使儒家意外地發展為天下最為蓬勃的學派，各郡皆有儒家名士之私學，堪稱弟子遍佈天下。與此同時，孔氏一門穩定傳承繁衍頗盛，至秦一天下，孔門已經傳到了第九代。這一傳承的嫡系脈絡是：孑乙子、孔鯉（伯魚）、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求（子家）、孔箕（子京）、孔穿（子高）、子慎、孑乙鮒（子輿）。
九代之中，除第八代子慎做過幾年末期魏國的丞相，其餘盡皆治學。
秦一天下之後，帝國一力推行新政創制，大肆搜求各方人才。舉凡六國舊官吏之清廉能事者，盡皆留用；舉凡天下學派名士，各郡縣官署都奉命著力搜求，而後直接送人咸陽博士學宮。在此大勢之下，嬴政皇帝與帝國重臣們在開始時期的見識是一致的：四海歸一，當以興盛太平文明為主旨，儘可能少地以政見取人。也就是說，搜求人才不再如同戰國大爭之世那般以治國理念為最重要標準，允許將不同治國理念的學派一起納入帝國海洋。當然，這裡有一個不言自明的標尺：必須擁戴帝國新政。基於此等轉變，嬴政皇帝與李斯等一班重臣會商，決意以對待儒家為楷模，向天下彰顯帝國新政的納才之道。
舉凡天下皆知，秦儒疏離，秦儒相輕，其來有自也。孔子西行不入秦，後來的儒家名士也極少入秦，即或是遊歷列國，儒家之士也極少涉足秦國。其間根源雖然很難歸結為單一原因，然儒家蔑視秦人秦風，認秦為愚昧夷狄則是不爭的事實。應該說，在秦孝公之前，秦人對儒家的這種蔑視是無奈的。而自孝公商鞅變法崛起，秦國自覺地搜求經世人才，對主張復辟與仁政的儒家，是打心眼裡蔑視的。戰國百餘年，山東士子大量流入秦國，儒家之士依然寥寥無幾。不能不說，這種其來有自的相互蔑視起了很大的阻礙作用。而秦帝國一旦能敬儒而用，則無疑是海納百川的最好證明。嬴政皇帝曾經笑嘆雲：“朕願為燕昭王築黃金臺，但願儒家亦有郭隗之明睿也！”如此這般，這個近百年幾為天下遺忘的曾經的顯學流派，被嬴政皇帝的詔書隆重而顯赫地推上了帝國政壇：孔鮒被皇帝任命為幾比舊時諸侯的高爵——文通君，官拜少傅，統領天下文學之士。秦及其之後的兩漢，所謂文學之士，是諸般治學流派的泛稱；統領文學之士，便是事實上的天下學派領袖。
後來的事實表明，這是極具諷刺意義的一幕。秦帝國在歷史上第一個將備受冷落的儒家學派推上了學派領袖的位置，這個學派卻並沒有投桃報李，而是舊病復發一意孤行，獲罪致傷之後更是矢志復仇，以至於千秋萬代地對秦政鞭屍叱罵，絕無一絲中庸之心。
卻說這個孔鮒，那日匆匆逃出咸陽，急慌慌回到了故里，立即召來胞弟子襄緊急會商。孔鮒將大朝欲將焚書的事情一說，精明幹練的子襄立即有了對策——藏書為上。孔鮒秉承了儒家的書生傳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對實際事物最是懵懂，但遇實事操持，都是這位精明能事不大讀書的弟弟做主。是故，子襄一應，孔鮒立即癱在了榻上放心了。後來，孔鮒投靠了陳勝反秦軍，莫名其妙死於陳下之地；其時正是這子襄繼承了孔門嫡系，延續了孔門血脈，後來先做了西漢的博士，又做了長沙太守。
子襄吩咐一個女僕照應兄長，立即出來撞響了茅亭鍾室裡的大銅鐘。鐘聲急促盪開，莊院外讀書的弟子們紛紛從松柏林中走出，匆匆奔莊院而來。未幾，百餘名弟子聚齊到大庭院中。子襄站在正廳前的石階上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