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劇之勢；尤其是焚書坑儒之後，秦不言德，似乎已經成了秦政本身無德的一個表徵。對此，政治嗅覺極為敏銳的帝國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沒有覺察。當此之時，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為一種時勢所必須的策略，一種反擊復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與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汙。
縱觀嬴政皇帝的歷次大巡狩，其艱難險阻每每令人驚歎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屢抵邊陲，卻從來沒有涉足過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陽大梁新鄭的風華地帶都是必經之路，卻沒有一條史料記載過嬴政皇帝在此間的逗留。舊齊之臨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兩赴舊齊濱海，卻都沒有進入臨淄。東臨碣石，瀕臨燕國，嬴政皇帝也沒有去燕都薊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隴西北地與上郡，三地俱為蠻荒邊陲，俱為連綿大山，路況最差，氣候最惡，又兼有匈奴遊騎襲擊之風險，安有舒適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幾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顛簸。登泰山封禪，而驟逢“風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樹下避雨。當代人皆知，雷電風雨之中在大樹下避雨是極為危險的，而其時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學道理，幸未被雷電擊中，何其大險也！後過江水，則“逢大風，幾不得渡”，連隨身玉璧也顛簸沉入江水。再從湘水登衡山，“遇風浪，幾敗溺”，也就是說，險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險，所以這次大巡